徐玉珍：在“消息树”下站岗的哨兵
□林新忠 李渲
初冬时节，我们驱车来到秀林养老福利服务中心，踏上了继续寻访抗战老兵之路。1923年出生的徐玉珍，是栖霞仍然健在的15位抗战老兵之一，他21岁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在硝烟里摸爬滚打，英勇杀敌，如今已是98岁高龄了。他耳聪目明、性格开朗、精神矍铄，说起那些刻在他记忆深处的抗战故事，依然激动不已，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一位抗战老战士的拳拳报国情怀。时光在老人的身上刻下了岁月的印记，在交谈中他将我们带回到70多年前的战斗岁月。
趴在门板上站岗
1944年8月的栖霞，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徐玉珍就在老家杨础镇鹭翔村参与了保家卫国行动。老人告诉我们，那时候村里公开投票选村干部，主要有村团长、村团副，还有指导员，他被选为村团副，就是现在的民兵连长。这样全村200多户乡亲的安全就和他连在了一起，他倡导夜不闭户，发动各家各户团结起来，在缺枪少弹的情况下和敌人斗争。
那时他和几个村干部在国民党三区队头目“刘权”那儿都是挂了名的，只要抓住了就杀头。国民党三区队的人有时就住在他们村的西南河里，有时晚上偷偷摸到村子里抓人。为了对付国民党的突袭，他们就把村里所有的胡同都堵死了，全村只留一两个出口，大胡同有栅栏，小胡同垒起了高墙，与房沿一般高，砍上几个大刺槐树头挡在上面，然后把村里的民兵组织起来轮流站岗。那时候，他们村18岁到25岁的民兵全部被武装起来，成为基干民兵，分了三个小队，一个小队20个人，然后配上40岁以上的中年人，再加上一些十几岁的孩子，配合着一起站岗。村里还设立了三个“更屋子”，一个小队一个“更屋子”，每个“更屋子”都有一铺很大很大的火炕，一下子能睡20多个人。晚上他们把人分成五班，一班大约两个小时，轮流站岗。
“点一根香，等香燃完了就再换一班。”徐玉珍说，“民兵们站岗时，把门板摘下来铺到房顶上，人就趴在门板上瞭望四周的情况。”
趴在门板上站岗，有时一犯困就睡着了。作为村团副的徐玉珍的任务之一就是检查每个小队民兵的站岗情况。“根据规定，要是哪个民兵站岗睡觉了，当场就要把他的枪拿去，还有其他的惩罚。”徐玉珍笑笑，“我一次也没下他们的枪，咱民兵站岗不发一分钱，还要挨罚，说不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徐玉珍上前推一把，就过去了。
当时全村只有一颗手榴弹，在徐玉珍手里。再有40多门土炮。村里发动铁匠、木匠为民兵们做了子弹壳儿，每人发十粒弹条儿。即便如此，鹭翔村也是全区武装最好的，枪最多的，所以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区公所的工作人员都来鹭翔村住宿，因为这里安全。“有几天晚上，三区队摸到我们村，被民兵发现了，还没等我们开枪，他们就被吓跑了！”徐玉珍自豪地说，“晚上家家不准关门，如果有情况，咱们的人爱上谁家上谁家，进去就把门儿插上，紧急情况还可开窗从后窗脱身。”
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
1945年的正月，栖霞城解放，但40公里外的莱阳城仍在敌人手中。为了保卫栖霞南大门，徐玉珍瞒着父母和家人又报名参加了区中队，后来又到了县大队，在集训练兵中提升作战本领。
“我想升级到咱们的大部队里，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打敌人！”21岁那年，徐玉珍找到区中队的领导说。当时区中队也只有十多个人，主要负责为前方部队输送兵员，有时还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
区中队领导瞅一眼徐玉珍说：“咱区中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你有什么本领？”“我有文化，我高小毕业，我还会背《庄稼杂子》！不信我背给你听听！”于是徐玉珍就一本正经地背了起来，“人生天地间，庄稼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子关，开冻就出粪，集上镢和锨……”其实徐玉珍只读了四年书，这个《庄稼杂子》是他四爷爷教他的，这下派上用场了。
从区中队再到县大队，武器相比村里提升了不少，但弹药却依然紧张。
“人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徐玉珍说，“一个人八个手榴弹，就一粒子弹，你放了就完了。所以走到哪儿，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磨石，把刺刀磨得锋快。”
那时候天天打仗。徐玉珍擅长白刃战，每次遇到敌人，也就到了他“比武”的最好机会。那年割麦子的时候，困在莱阳城里的敌人饿得没有什么吃，就跑出来割麦穗。那都是一些地主恶霸，还有还乡团，由国民党兵领着出了城，手里都拿着好武器。班长把大家招呼起来说：“同志们，他们的枪好不好？”战士都说好，班长就说：“咱就去把它给拿下来！”一班人隐蔽下来，约摸着手榴弹能够得到了，班长一声大喊：“打！”于是一排手榴弹扔了过去，借着手榴弹的烟雾，战士们齐刷刷地冲了上去，与敌人面对面拼起了刺刀，一会儿便把他们打得丢下枪抱头鼠窜。战士们摸着缴获的枪支高兴得心里像开了花儿。
“子弹是最缺的，没有子弹怎么打仗？于是我们就想了许多巧办法，把高粱秆儿扒去了皮，把中间的柔软部分折得一段一段的，放到子弹袋里撑起来，让别人一看子弹袋满满的。其实那时子弹袋儿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全班只有三个，都是布做的，一格儿一格儿的，一格能盛一梭子弹。”徐玉珍没有子弹袋，只有一个子弹盒，这个子弹盒也是他们中队里唯一的一个子弹盒，只能盛5粒子弹。
那时候，徐玉珍和他的战友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看管信号树，在信号树下站岗。当时在莱阳迟家沟东山有个炮楼叫龙山炮楼，让我们的部队给炸了，部队决定在龙山上设立信号树，监视莱阳城里的敌人。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徐玉珍那个班。他们把山上的一棵大松树刨倒，作为信号树。每天早晨天不亮战士们就上山，四个人一班，要是发现城里的敌人出城，他们就放倒信号树。在几十公里外的北山上还有我们的值班人员，见信号树倒了，就赶紧打锣，远处山头的人听到锣声，也随即敲锣，这样不几分钟，消息就会传到栖霞城里，我们的队伍立即集结，迎击敌人。
战斗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在一次战斗中，徐玉珍不慎摔断了右腿，不得不离开战场。
要着饭回到栖霞
徐玉珍回到了他的家乡鹭翔村养伤。原来以为只是轻伤，当时医生也只给他擦了一点消炎的药，没想到他伤到了筋骨，从此落下了病根，直到现在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有人说，你这是干革命留下的伤，应该找政府要个政策要个功。徐玉珍只是笑笑，在他看来，这点伤没有什么，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是幸运的。
1947年6月，伤还没痊愈的徐玉珍又走上了新的战场。他记得，麦子刚刚黄的时候，区里向各村征集支前民工。徐玉珍第一个报名，村长说：“你的伤还不好，先在家里养好了伤再说。”徐玉珍一听，坐不住了，他迈开步子在屋里转了一圈说：“我怎么了，我的腿伤早好了！”在他的再三请求下，村长终于点了头，他又与村里的十多个青年人一起加入到了支前队伍中。
徐玉珍回忆，他们从栖霞出发，过日照、诸城、五连、莒南，一直到了山东的南边。战争打得非常惨烈，他们的任务就是从前线往下运送伤员。两个人一组，一辆担架车，中间有一个轮子，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伤员在担架中间，他们把车盘套在两个肩膀上，前边拉，后边推，没白没黑，一天下来，身子像散了架似的。黑夜运送伤员还好说，若是白天运送伤员就非常危险，天上有敌人的飞机来来回回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扔下炸弹。
“支前民工，也像战士一样，脑袋吊在裤腰带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说起支前的这段往事，徐玉珍非常沉痛地说，“我们一起支前的，有许多就牺牲在战场上，没能回来。”
四个月的时间，徐玉珍硬是拉着一条残腿，顽强地撑了下来。后来战争打完了，支前民工按要求返回原籍。
“每人发了四个大火烧，算是路上的伙食。”徐玉珍回忆，从鲁南到栖霞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白天有飞机的轰炸，只能趁晚上赶路。由于连续的劳累，再加上饥饿，徐玉珍得了严重的疟疾，身上一会儿热，一会儿冷，饭也吃不下去，浑身无力。徐玉珍掉队了，大部队在前面晚上走，他一个人在后面，顺着他们的脚印黑夜白天地赶。四个火烧又冷又硬，吃不下去，他就送给了老百姓，一路上向人讨米汤稀饭和热水，一直走了20多天才回到家里。
“我都没想到我能回来。等到了家，瘦得没有了人形，全家人都认不出我来了！”徐玉珍回忆说。
徐玉珍的家庭是一个革命的家庭。1949年，在大参军运动的感召下，徐玉珍动员他的弟弟报名参了军，后来弟弟在渡江战役中牺牲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又把自己的二儿子送去当了兵。现如今，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徐玉珍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幸福。
徐玉珍的大儿子徐国武介绍说：“按中国老传统的计算，我老父亲今年虚岁99岁，过了年就100岁了，我今年也已经73岁，我们一家现在有36口人，赶上了好时代，有党的好政策，一家人过得都非常幸福。没有事儿，我们就过来陪老人说说话，老人在这个地方住得也非常好，这是家庭的幸福，也是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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