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县长于唯一

烟台晚报 2018-06-28 10:34 大字

衣成龙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栖霞县亭口公社任党委秘书。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有些领导干部逐渐掉了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吃喝风兴盛起来,后来发展到县里干部下乡,都要招待。亭口公社经济上很困难,到后来实在没有招待费了,我只好向书记请示,怎么办?书记皱着眉头,不置可否。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很多时间浪费在吃喝应酬上,心里烦得很,不说而已。

有一次开书记办公会,末了,书记把招待费的问题提上了议程。有一位参加过战争的副书记,一听要研究这事,拍案而起,大声吼道:“没有钱还招待什么?不吃喝能死啊!老百姓吃的什么?战争年代八路军吃的什么?共产党早晚叫这些人给葬送了!”说完拂袖而去。其他几位副书记面面相觑。但形势所迫,蟹子过河,总得随大流吧?有一个副书记出了个主意:“咱这机关院子里不是有很多白杨树吗?实在不行就割树卖吧!”只好如此。从此,没有招待费了,就割树卖。可惜了那些又高又粗伟岸挺拔的白杨树了!割树的次数多了,只要县里有干部下乡,大家暗地里都说:“又来吃树的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大早,书记一个人骑自行车下乡去了。上午9点半多钟,一辆北京吉普停在公社院子里,我心想:“又来吃树的了!”就从办公室出来迎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中等身材,四十多岁,面带微笑。我和他握了握手,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于唯一。”我一惊,于唯一县长!只知道从莱阳来了一位县长,但是从来没见过。一般情况下,县委书记、县长这些县里的“大官”,下乡都要带办公室主任、秘书等陪同人员,可是于县长只单身一人。我立即把他让到党委办公室,正要冲杯茶水,于县长说:“秘书,别冲茶了,我习惯喝白开水。”我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他,又立即拿起电话,要把书记找回来。于县长阻止我说:“别找了,叫他忙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只是下来走走,有些情况你给我汇报就可以了。”他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详细地问我,这个公社有多少个村、多少人口、多少党员、多少亩耕地,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各多少亩、产量多少、农民收入情况,有多少烈、军属……他问得很多很细,我一面回答,他一面记录,记完了,他微微一笑,赞许地说:“这些数字你记得很准哪!”“这是我的正常工作。”我也报以微笑。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还有其他干部的思想情况,闲谈了一会儿,不知不觉11点了。我看他没有走的意思,心里想:肯定是打算中午在这里“吃树”了。我巴不得书记赶快回来陪着他,我也好清闲清闲。可是书记迟迟没回来,我只好找了个借口说:“于县长,你先坐会儿,我去办点事。”

我到伙房问孙师傅:“今中午吃什么饭?”孙师傅说:“窝窝头。”“于县长来了,炒四个菜,就他和驾驶员两人,中午不要吃窝窝头了,都吃馒头,把菜炒好了,叫公务员端到党委办公室去。”“好,你放心吧!”

见我返回来,于县长马上问我:“秘书,你去安排饭了吧?”我说:“天已经晌了,吃了饭再走吧。”于县长又问我:“伙房做什么饭?”我实话实说:“做窝窝头。”又说:“你于县长第一次来,来了是客,我叫伙房做馒头,炒了两个菜,就不去饭店了,乡下的饭店不卫生。”于县长听了我的话,忍不住笑起来,说:“你千万别改饭谱,也不要炒菜,今天中午就吃窝窝头,你不了解,我就喜欢吃窝窝头。”是真的吗?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催促我:“快去告诉伙房,要不,我走了。”看他一脸的真诚,我就去伙房告诉孙师傅,别忙活了,于县长要吃窝窝头。孙师傅也有点愣了。

中午开饭的时候,我要把饭菜端到办公室,于县长执意不肯,他走进伙房,和机关干部一样排队领饭。我对大家说:“这位是咱县的于县长,请让一让,叫于县长先领吧!”大家很惊讶,纷纷退让,但于县长不肯,坚持叫大家按原次序排队。临到他时,孙师傅给他舀了一碗大锅菜,一个窝窝头。我和于县长一个餐桌,我看他吃得很香甜。

饭后午休。公社只有两间平房是客室,平常没有人住,里面又脏又潮。我是两地分居,家属在农村,中午一般不休息,就叫于县长到我的床上睡午觉。

当年的公社干部,有一半以上家属在农村,我们都自称“光棍”。公社非常忙碌,没黑没白地工作,“光棍”们根本没时间照顾自己,衣服、床单、枕巾能凑合就凑合,脏了也懒得洗。趁于县长在办公室喝水,我赶紧跑回卧室,把脏兮兮的床单和枕巾撤下来,叠好了,塞到褥子底下。又从柳条箱子(那是我在公社的全部家当)里拿出一个干净的床单和枕巾,铺好后,去请于县长休息。于县长起初不肯,问我在哪里休息,我告诉他,我中午从来不睡觉,于是,他听从了我的安排。

两点多钟以后,于县长起床了,他洗了脸,和我交谈了几句,就到另一个公社去了。等我回到卧室一看,顿时愣了:我给于县长铺的床单和枕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头上,而被我换下来、塞在褥子底下的脏床单和枕巾,却又重新铺在床铺上。我明白了:于县长没舍得用我给他铺的床单和枕巾,而是就睡在我原来那个脏兮兮的床单上。他怎么知道我给他换了床单和枕巾?他又是怎么找到我压在褥子底下的那脏兮兮的床单和枕巾呢?

于县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和他认识不到一天的时间,但他的作风在我心中留下了终生不忘的记忆。后来听说,于县长在栖霞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调走了。

近四十年过去了,于县长,你在哪里?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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