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于山水间的历史记忆
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
颜真卿书逍遥楼榜书
石延年饯叶道卿题名
▲范成大碧虚铭
▲蔡京书元祐党籍
□林京海文/供图
一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曾感叹“徐霞客好游，而不知网罗古刻；近时陈簠斋好古，而深居里门不出，此古今一大憾事”。因此，就“海内名山，前贤遗迹，所见所闻”，作了一篇《卧游访碑记》。在记中，叶昌炽历数国内各地古代石刻比较集中的山水名胜区，而于桂林特别称赞道：“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唐宋石刻，莫多于此。”桂林石刻多与山水有关，从石刻的存在形式就可以看出，在现存近2000件石刻中，绝大多数都镌刻于城内及周边的35座石山上，如独秀峰、虞山、叠彩山、伏波山、隐山、象鼻山、南溪山、普陀山，以及龙隐岩、龙隐洞、月牙岩、刘仙岩、读书岩、七星岩等处，或山麓，或洞府，皆随处可见。而且并不开山凿取石材，就直接镌刻在山崖石壁上，因此被称做摩崖石刻。不仅如此，石刻的内容在记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同时，亦常与山水有关。如在独秀峰南麓，可见一件“宋颜公读书处”榜书，是纪念南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的石刻，传说颜延之在南朝宋景平二年至元嘉三年（424~426）任始安郡（今桂林）太守时曾在山下的岩洞里读书，并留下了现知最早的桂林山水诗句：“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独秀峰之名即由此而来。
从现在已知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看，桂林摩崖石刻在南北朝还没有出现，但是有佚名作者于齐永明年间（483~493）在芦笛岩内题写的一件记载“八月戊戌”这一天“同游”的题名墨书，除了未经刻石外，其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和后来的题名石刻非常接近。目前已知桂林最早的摩崖石刻，是由僧人昙迁在七星岩洞口题刻的“栖霞洞”榜书，时间是隋朝开皇十年（590）。在此之后直至中唐前的190年间，桂林所有的摩崖石刻几乎都与宗教有关，尤以西山、骝马山、叠彩山等处的佛教造像和造像记数量最多。与此相应，这一时期桂林山水的营建，也多为寺院建筑，如建于象鼻山附近的缘化寺、西山的西庆林寺、叠彩山的寿圣寺、七星岩的庆林观、虞山的舜祠、尧山的尧帝庙等。而纯属登赏性质的风景建筑，则多附著于城池之修建，如建于东城上的逍遥楼和东楼等。由南官文人士大夫主持对桂林山水的营建，大概以唐建中元年（780）桂州刺史李昌巎开发独秀峰下读书岩为最早，同时有郑叔齐作《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并摩崖刻石，是为最早记载桂林山水开发的题记石刻。石刻叙述了“石室”的地理方位、由何人在何时因何原因开发、开发后景物如何“致虚生白”、焕然一新。作者并触景生情道：“岂非天赋其质，智详其用乎？何暑往寒袭，前人之略也？譬如士君子韬迹独居，懿文游艺，不遇知己发明，则蓬蒿向晦，毕命沦悟，盐车无所伸其骏，和氏不得成其宝矣。”由此议论，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柳宗元著名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唯此记“贺丘所以自吊”的蕴意，较之柳宗元表白的更为坦率。而桂林因为拥有“千峰环野立”的优越的天然条件，咏之不足，铭于金石，于是以记载游踪、吟咏山水、抒发感慨为内容的摩崖石刻，伴随着南官文人士大夫搜隐辟晦、开启山林的身影，悄然出现于桂林山水间。
二
桂林山水原是一种自然之美，今人把它概括为“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绝。然而当游人或漫步于山麓、或觞饮于岩厦，或泛舟于江湖，在举目观赏和放言评品时，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社会、人事等因素的影响，其观赏的眼光和评品的态度并不能完全自然和客观。因为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同，桂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不同，南来文人士大夫的身世际遇及南来的原因不同，当其置身在这片山水时，必然心境各异。于是，每一时代的人便相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心理感受和审美认知；而原本自然的山水，亦因此被赋予了多彩的历史、社会和人格特点。
按之桂林石刻，当桂林山水开发和营建的初期，唐人眼中这片恍如世外、尚不闻名的山水，予人的印象是具有独立不倚和幽隐遗世的特点。如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写独秀峰：“不藉不倚，不骞不崩，临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结而为膏，神凿嵌窦呀而为室，嚣滓可远，幽偏自新，胜概岑寂，人无知者。”李涉《玄岩铭》咏南溪山：“桂之有山，潜灵亿年。拔地腾霄，戟列刀攒。岩之有洞，窈窕郁盘。虎挂龙悬，形状万端。旁驰杳冥，仰沓巑岏。玉落磬坠，幽声昼寒。巴陵地道，小有洞天。”吴武陵《游隐山题记》称隐山：“水石清拔，幽然有真趣。”是均远望若有拔地特立之势，身临则易生幽遐岑寂之感，登览时往往多轸乡思。因为在唐代，人们视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为瘴疠和蛮荒地区，刘禹锡记“（张）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实为当时南官文人士大夫普遍共有的心态。如韩愈描写桂林山水的脍炙人口的名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原意只是为了安慰桂州刺史兼桂管观察使严谟能够心情愉快地到桂林赴任。然而，一旦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由繁华的中原来到相对落后的南荒边徼，其内心的郁闷终究不易释怀。于是，既不能腾云为龙，则求兼而为雾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矣。而桂林环城岩溶孤峰“不藉不倚，不骞不崩”的特立形象，及其历千百祀而不被人知的幽遐境界，适能与其心境“冥契素尚”，所谓“独酌高吟问山水，到头幽景属诗人”（张浚《山居洞前得杜鹃花诗》）。南官文人士大夫借开发和营建山水得到精神的寄托，山水则因诗人之吟咏品题与摩崖刻石而增加了时代、社会和人格的含义。
宋代初期，桂林摩崖石刻在许多方面仍然延续了唐代石刻的特点，如南官文人士大夫“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而见”桂林山水（孙光宪《北梦琐言》）之畏惧南官的心态；“必有仁智者，然后能乐”（黄邦彦《蒙亭记》）之遭逢不遇的感慨；“非才不系苍生望，收取林泉自在身”（李师中《龙隐岩诗》）之隐操独善的寄托。但在同时，我们也发现石刻的内容逐渐出现了一些与唐代不同的变化。如元丰元年（1078），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曾布开发普陀山冷水岩，刘谊为作《曾公岩记》称：“斯岩之景亦冠绝矣，（唐人）而乃独遗之，是真可叹也已。岂当时忽于寻访而不见邪？将唐人所谓天作而地藏之，必待君子而后显邪？……邦人乐公之德政，而愿以曾公名其岩，以比甘棠之思。”作者在记中虽然延用了唐人所云君子与山水关系的母题，然与前文所揭郑记试作比较就会发现，今所谓“君子”乃指有事功之君子，已非旧日韬迹独居之君子；今之山水因有德政之君子而显，而非如旧日山水与君子同待于知己发明。由此，唐代有酒一卮可以穷年之“隐”山与“蒙”泉等，至此转而为标榜德政之曾公岩、程公岩、刘公岩、吕公岩、张公岩。在宋人眼中，“天下洞穴类多幽深，或远水清韵不足”，而桂林山水却是“高而明，虚而有容”（谭掞《龙隐岩题记》），别开一番新天地。虽然如“寂寥”、“赋鵩”之类的叹息仍或时闻于耳，但唐代石刻中表现桂林山水的幽遐岑寂色彩，已然渐次淡去。
宋太宗至道三年（977），分广南路为东、西两路，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司治桂州（今桂林），桂林在历史上由此正式成为广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昔日岚烟瘴人的左迁之地，逐渐发展成为领兵宿将、冠盖云集的西南会府，桂林山水的营建也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随着桂林城池的不断扩建，环城濠塘水系的日益完善，使周边山水融入城中，形成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刘克庄《簪带亭诗》）的山水名城格局；而山水的开发和营建，亦使过去仅属于诗人的幽景，变而为游人熙攘的名甲天下的山水胜地。如隐山西湖，当唐代李渤开浚之初，仅为“袤三十步”的一线蒙溪，经过宋人浚渠引水，至南宋时面积扩大至“阔七百亩”，据时人称其胜景“荷花绕香，鼓棹觞吟，依约杭湖，白苏如在”（曾原一朝阳洞题名），直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与城市建设与山水营建相应，宋代摩崖石刻亦呈现出繁盛之势，凡当时来桂文人士大夫，于政余休浣之际，登山临水之顷，无不孜孜于兹，仅据现存石刻题名作粗略统计，所见人名便在1700人次左右。其中王正功题诗刻于独秀峰，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千古绝唱。范成大“帅桂林，题刻最多”，当时便被传为美谈。之后，方信孺所题刻更多至20余处，其七星岩“方信孺游”题名石刻犹如一方巨大的印章，钤于山崖石壁，石刻至此已演成为山水间的铭记。至于宋代末年，凡桂林诸名山胜水，几近于“题名赋诗，摩崖殆遍”，最集中的地方如龙隐岩和龙隐洞，“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致使后来者不得不刻石于岩洞顶端，成为今人所羡称之“天碑”。经过宋人的摩崖品题，桂林山水从此挟甲天下之名，誉满海内；同时，也因此形成了“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的摩崖石刻大观。
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对广西及西南边疆的统治，于洪武三年（1370）封其侄孙朱守谦于桂林，称靖江王，“以镇广海之域”（《明实录》）。洪武五年，为择独秀峰南麓原元顺帝潜邸旧址修建了靖江王府和王城，桂林因此愈显出“据岭表之胜，控藩国之雄”的王者之气，而桂林山水亦因此而增添了“扶舆清淑山川磅礴之气”（朱佐敬《游独秀岩记》）。明代对桂林山水的开发和营建规模超越前代，风景建筑遍布于山水间，以独秀峰为例，“亭有清樾、喜阳、拱秀、望江，台有凌虚，馆有中和，室有延生，轩有可心，所有修玄，门有拥翠、平矗、拱辰、朝天，其上则玄武阁，次则观音堂、三官庙，山半则灵官及山神祠”（黄佐《广西藩封志》），时人以“烟中台殿浮秋色”形容其美景。这一时期的摩崖石刻承续前代遗风，形式以吟咏山水之题诗、题记为主，记载游踪的题名相对较少。惟其刻石的动机与心态，较之唐宋时人，已明显发生了改变，所谓“身际盛世，辅弼贤王，藩屏清穆，时和岁丰，故得以放浪于林泉之间”。这一时期，游赏山水多以藩王宗室、显宦大臣为主体，于所游赏之地，常以“仙岩”为之命名，俨然自视为“地行之神仙”（周垚《会仙岩记》）。摩崖石刻的内容更偏重于对山水名胜与历史遗迹的欣赏和品题，如林维翰《游七星岩诗》中所言：“胜日游仙处，山明景物妍。幽花香细细，浅流碧涓涓。洞古遗丹灶，溪虚集钓船。回看市朝远，思欲谢尘缘。”可以略见一斑。至于明末万历间，由地方官员动员临桂（今桂林）县学生，“人争猿攀乌集，赍墨以往”，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组织对桂林石刻进行大规模的采集和传拓，由张鸣凤著《桂胜》一书，以山水标目，于石刻题名之类搜采尤详，出布数百年之古文遗事于人间，使桂林山水之“地胜”与“人胜”得以交相辉映。
清代是桂林历史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人才辈出，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时期，由广西本籍人士撰书题刻之摩崖石刻，数量亦远超前代，仅据现存石刻作粗略统计，所见人名就达百数以上。其中如吕璜、李秉礼、郑献甫、龚南金、黄体正、赵炳麟等人之诗，吕炽、况祥麟、张鹏展、吕赓治、唐景崧等人之文，马秉良、陈鑅、李少莲、谢光绮、朱树德等人之书，李秉绶等人之画，皆为桂林石刻中之文学艺术之珍品。清代山水营建的特点是官府与私家园林之兴盛，这些园林分布于城市内外，借真山真水“引而近之”，形成了具有鲜明桂林地方特色的造园艺术风格。而当时无论官府或私家园林，皆为文人雅集之场所，所谓“盛时船艇游泳，极似江南，亭沼花木备极清华，四方文学之士过从宴乐，不减淮浙盐商诸家”（徐珂《清稗类钞》）。因此，山水游赏常与饮酒品茗、吟诗赋词、临书作画等艺术活动结合在一起。如嘉庆二十一年秋，广西巡抚庆保邀集“四方同调，或以宦游至，或以讲学至，或请业趋庭而牵连并至”者三十二人，聚于府廨之西侧之因而园，“吟风写月，斗酒征歌”，画家罗辰与华冠合作《因而园雅集图卷》，其中有人物于“拳石突兀而起，昂首题石者”，即时人于桂林山水间雅集觞咏、摩崖刻石情景之形象写照。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摩崖石刻除题名、题诗、题记外，尤以榜书题刻在与山水的结合方面，实有前人所未有的独特艺术表现力。清代榜书不同于唐代的隐喻、宋代的标榜和明代的写实，而是以形象性的语言概括提示某山、某水、某洞的文化渊源和自然特征。如余心孺以“堪语”题普陀山栖霞寺前听经石，形象表现了清初高僧浑融和尚遗世独立的高尚人格；黄国材以“南天一柱”题独秀峰，每字径高约一丈，赫然仰望，愈显出独秀峰高矗挺拔、介然独立的雄姿；而俞征、李雍、李质三人合题的“蓉镜”、“吟风”、“浣月”、“拾翠”、“餐霞”、“钓璜”、“薰弦”、“破壁”、“捧日”、“凌霄”等处榜书，尤出于作者对所题景物典型特征的准确把握，出于对历代文人品评的精确提练，堪称点睛之笔，诚令山水增辉。
三
光绪《临桂县志》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发明而称道之，则唐宋诸人之力也。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桂林由一座炎徼边城发展成为甲天下的山水名城和文化名城，实由于自唐宋以来的无数英俊之士，“抚有山川，以其余间，或陟在巘，或降在原，亦或泛川溯洄洲屿，或抚景以兴咏，或纪游以见名”，为之开发，为之建设，为之不绝于耳地低回吟咏，“山川藉之，固永有闻”（张鸣凤《桂胜序》）。桂林摩崖石刻，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它不仅告诉后人桂林历史发展和山水开发营建的过程，而且告诉后人历代建设者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清陈元龙在《题龙隐岩》诗中说：“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遍布于桂林山水间的摩崖石刻就像一部史书，一曲铭刻于山水间的桂林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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