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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自行车

烟台晚报 2017-10-02 09:21 大字

刘丕泾那些出大力的自行车上世纪50年代初,在老烟台街面上能看到的自行车,大多是全车一点亮的地方也没有的老旧进口自行车,英国的多,日本的少。那时烟台人习惯把车大梁平直的视为男式车,把大梁弯曲的称为坤车(女式车),把后轮轴顺时针转为前行、逆时针转为刹车的称为“闸轮车”(“带座的”、搞运输的全用这种车),把后轮轴顺时针转前行、逆时针转为空转且“嘎啦嘎啦”响的,称为“飞轮车”,这种车的制动装置设置在前后轮圈上或前后轴上,称为圈闸、抱闸和胀闸(与闸轮车比,其构造简单易出故障)。

中国最早把自行车用在工作上的是邮差,后来邮政的自行车使用了专用色标,自行车厂给邮政定制深绿色喷漆的专用自行车,一直沿用好多年。那时,老百姓家置办一辆自行车专做代步的,几乎没有,大多是商号里共用或做小生意的、搞运输的。他们用的自行车,全是旧式进口自行车,欧洲进口的多,车轮是28英寸的闸轮车,用的是当时有名的“飞鹰”牌后闸,大牙轮盘、大牙链子,在前叉子前面又加了一副所谓保险叉,后载物架加长加宽,四根支撑柱,在后轴两侧又加了两个小货架(可翻起或放平)。这些车子的重量是现在自行车的好几倍,所谓加重自行车。当年邮局还用过这种车子。

这些老车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轴距大,大国防和大金鹿牌自行车前轮轴中心到后轮轴中心约为126厘米,那些老车的轴距比这还要大,而现在的自行车多在110厘米左右。轴距大的车跑起来平稳,载重量大。

当时用自行车做小生意的有以下两种,一是载人运客的,当时叫“带座的”,从市区到各县市区或更远到青岛,街上还有待客点,因当时客车少,也贵。二是载货运输的,除小商小贩自运自卖外,还有专用自行车给人运货的。

现在有人要说了:小小自行车能载多点货物呀?当时听大人说,1950年烟台人往青岛运豆饼(压成圆饼形的榨过油的豆渣),一辆自行车创记录地装了8片(每片50市斤)共400斤,一路上推着走的时候多,骑行的时间少。这么辛苦负重地赶路,现在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我亲眼见到的是运粮食的。小时候住在解放路与民生胡同交界处,那里有一些经营小磨坊的,为了节省成本,自己到农村收购粮食(主要是小麦玉米等),用自行车驮回来。有时傍晚在街上能看到粮食车队回来了———一般都是两三辆车一起走,路上好互相照应,远远望去几乎见不到人,他们在自行车的后载物架上放一大麻袋粮食,在后轴两侧小货架上又加了两小袋,为了防止车子前轮翘起来,在前大梁上又加一小袋压着,载重量都在300斤以上,人用右膀子半顶半搂着麻袋前行。因重心在后、人的位置也偏后,左手够不着车把,就在车把两端钢管上钻个孔,拴上绳子,左手牵着两根绳子来掌握方向。不管有几十里路,去时骑着车子,回来时几乎全是推着走,遇到陡坡,还要两三个人一起推上去再慢慢放下坡来。这一路上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邻居们看到后,都竖大拇指。

这些搞经营的自行车,还有一个特色:大都是在车大梁上装有一个“百宝囊”———就是一个长方形白色的帆布袋子,两侧都开口,搭在大梁上,下面固定在斜梁上,里面装的是旧车胎(内胎和外胎)、胶水、木锉、打气筒、螺栓、砂子(轴承滚珠和滚柱)及工具等等。那时别说路上,就是村镇也找不到修自行车的,再说自己修不是省钱么?那阵子的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自行车内胎补到不能再补了才换新胎,外胎局部有裂纹或磨平了,就剪一段稍好一点儿的旧外胎包在外面,也卡在车圈的卡口里,俗称“打卡子”,跑起来一颠一颠的。我“插”了一辆车上世纪50年代,三马路、解放路一带,经常能看到一辆旧的无链条自行车上路,当时我还一路跟着人家看,跑出去老远,觉得太神奇了,后来懂得机械传动原理了,就明白了,那就是用齿轮传动代替了链传动,即中轴和后轴处各装了一个伞齿轮,中间用了一条小齿轮轴连在一起就成了。外面有外罩子罩着。

后来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在儒林街(现胜利路)委托行看到一辆这样的车送去代卖,心里真想买下来研究一下,或干脆收藏起来。可它的标价比有的新车都高,我也只能望洋兴叹了!据老人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烟台就进来了两辆无链条自行车。这两辆车出街时,想必是很拉风。

烟台市解放后,有一家名叫生建的铁工厂,出过自行车车架子、车圈等零部件,后来也出过整车,就叫“生建”牌,整车坚固耐用,只是当时设备落后,车架子各部平直度不行,车圈的圆度不精确,车子跑起来有跑偏现象,产量很少。再后来,又成立了烟台自行车厂,生产的数量不大,品牌知名度也不高。后来生产一种“飞蝶”牌20英寸小轮自行车,红火了一阵子。1952年,公私合营青岛自行车厂生产出来脚闸“国防”牌自行车,当时分载重型(俗叫大国防)普通型(小国防),年产量才900多辆。1964年,青岛自行车厂生产出了“金鹿”牌自行车,也分载重型和轻便型。不过当时购买载重型的多,轻便型只是在城市有点销路。那年代,特别是在农村,谁家能买到一辆新的大国防或大金鹿自行车,那简直了不得,不光是财富的象征,还是车主“有本事”的象征,因为很难买到,后来要有“车票”才能购买。

1962年,烟台的商店里突然摆放了一批崭新的大国防自行车,随便买,只是原零售价147元一辆改为560元,标价牌上标的是“议价”,也不知是和谁议的,反正民众是没有参加议价的。那批车子,农民买的多,只因当时大萝卜、地瓜太值钱了,提一个大萝卜到城里卖了,能到大馆子吃喝一顿,而收入菲薄的城里普通职工就不用惦记了。到1963年,自行车又恢复了零售价156元,但是又得要车票了。那票都掌握在百货批发站、供销社等实权派的人手里。后来,街上就出现了倒卖车票的,粮票、布票、缝纫机票等都有倒卖的。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64年拼装起来的,烟台人管这叫“插”辆车。那不是整车出厂的,得找熟人到车辆修理铺,这牌子的一个零部件、那牌子的一个零部件拼装在一起,有时也用些副品零件,反正就是为了省钱么。

我插那辆车,花了110元左右吧,挺好,就是容易跑偏。就是这笔钱,也是我东凑西借,倾其所有。因为我太爱好自行车了,当然也是实在需要这么一辆车。我在建筑单位干,工作地点不固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后来到栖霞、蓬莱、龙口等地施工,节假日要回烟台看老妈,为省路费就骑着自行车来回跑,反正年轻,气力和汗水不值钱。一般平均每小时骑40里路,也算挺快的。

那时都是沙土路,一路埋头骑行太枯燥了,我就数数公路两边的里程碑,小的100米一个,大碑1公里一个,两个小石碑之间100米,我蹬脚踏22圈(大牙盘)。那时真想买辆大国防或大金鹿车,但囊中羞涩,毫无办法。

我常常到商店看自行车,看得多了,车的外型、结构等都装在脑子里,后来,我练就了一种“神技”:隔得老远,瞄一眼,就能分辨出哪辆是大国防、哪辆是大金鹿,因为这两种车长得几乎完全一样,所以朋友们都服气。哈,现在也没有保密的必要啦,可以公开我这“神技”的谜底了:大国防的脚踏杆的截面是长方形的,大金鹿是椭圆形的———大国防比大金鹿强就强在这一点,摔倒了不易变形。没有什么能取代它说起学骑自行车来,也有点小故事。

小时候,邻居家有辆老旧自行车,他家两个大姐学骑时也拉着我一起,可我只学会了半拉本事:一只脚在踏板上、另一只脚蹬着地前行。可能是我的运动天赋差,那种从车架子的空当(男式车)插过一只脚骑行(老烟台人叫插腿骑)的方式,我始终也没学会。直到上初中时,我借用同学的自行车才学会了骑车。

记得1959年,有个同班同学家里条件好(父亲是船员),买了一辆崭新的上海产“凤凰”牌飞轮车,当时在烟台一中校园里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俩很要好,他为人也特大方,对我说:“你刚学会不熟练,用我的车到操场上去练吧。”我就试骑了一次,就再也没去借用了,我心里有数,我家不但买不起那辆车,一旦摔坏了,修都修不起啊!有事用车还是借另一个同学的一辆旧车吧。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不单是主要交通工具,还成了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在当时也是愁坏了多少父母啊!不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就已经成了世界自行车大国,产量、保有量、出口量都是世界第一了。街面上,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间,挤挤挨挨的自行车汇成滚滚车流,清脆的车铃甩在身后,中国人的清晨和傍晚,定格在镜头里,镌刻在记忆里。

进入21世纪,自行车的功能、式样、构造、材料都发生了变革,它再不是主要交通工具了,但它并未淡出生活,因为在城市里,它还是当仁不让的绿色出行方式,很多人对它仍然不离不弃,骑车健身的队伍似乎还在壮大。如今,自行车的品牌之多让人目不暇接,材料也越来越高档,老自行车无非用的是A3钢、20号钢,进口的最多用到45号钢就不错了,现在的自行车,用的是铝合金、钛合金、锰钒钢、锰钛钢甚至连碳纤维都用上了,特殊材料的高档车售价也昂贵,几万元一辆的也不稀罕。

时下,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遍地开花,在动辄堵车的城市道路上,自行车再次笑傲江湖,相信骑行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至于活在记忆里的那些老自行车,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它们的地位,它们与我们的人生联结在一起,甚至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掺杂着汗水的味道,当苦涩与欢愉都成过往,唯有它们在记忆里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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