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夺冠背后的北师大：为足球教育播撒种子

北师大女足获得的部分奖杯及奖牌。C08-C09版图片/受访者供图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科成立10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北京师范大学女子足球队建队30周年庆典，郎健（前排左六）、王长权（前排右五）和毕妍（前排左五）与学生们的合影。1988年首届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北师大女足在夺冠后合影。

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中国女足队员张琳艳等在场边，准备替下带伤的王霜。场上的队友们默默蓄力，包括首发之一的高晨。

接下来的时间，她们共同创造了那个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奇迹：2022年女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风翻盘，时隔16年第九次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

翻看三人的履历，北京师范大学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程。她们在这里求学，同时也是校女子足球队的一员。

这是一支1987年成立的老牌大学生女子足球队，没有俱乐部那样完备的配置和充沛的资金，战绩依旧显赫——历年来各类赛事的奖牌奖杯陈列在玻璃柜里，布满了邱季端体育馆的一整面墙。

35年间，北师大校队培养出了200多名女足人才，包括国家队队员和亚洲足球小姐。但在教练团队看来，这些熠熠生辉的球员只是足球教育的一簇分支。除了输送顶尖球员，他们还有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培养女足教育人才，接续壮大足球启蒙基本盘。

他们将之称为“播撒种子”。让更多人感受到足球的乐趣，改变对体育运动的刻板看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的目标就是夺冠”

上世纪80年代，女子足球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这股热潮也吹进了高校。

那时，北师大不少院系成立了自己的女足队，在校学生会的组织下，院系之间常常举行对抗赛。渐渐地，热情溢出系际联赛，姑娘们自发组成队伍，与清华、北大等其他北京高校的女足队进行交流比赛，互相切磋技艺。

1985年，22岁的郎健本科毕业，留在北师大任教，成为校男足队教练。有时，姑娘们踢比赛需要指导，他便抽空过去带一带。

在郎健的记忆里，同学们对女子足球充满热情，每次比赛，场边总是围满了观众，再加上学校里女生本就多过男生，郎健动了组建女子足球队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1987年，北师大女足队正式成立。

但热情并不等同于专业。这是一支业余球队，组建的初衷就是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体育生活。郎健坦言，第一批成员基本没有足球基础，“只是身体素质相对好，奔跑能力比较强。”

很快，第一场“大考”来了。球队组建之初，恰逢首届北京高校女子足球联赛开赛在即。郎健很清楚，竞技体育是残酷的，但只有通过竞技，球队才能迅速成长、不断突破自我。“我们的目标就是夺冠，到现在也没变。”

初出茅庐的北师大女足实现了这个目标——1987年，这支训练时长不足一年的球队，赢得了北京高校女子足球联赛冠军；1988年，在郎健和其他高校教练的争取下，首届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在山东蓬莱举行，北师大女足再次夺冠。

一时间，在北师大校园里，对女子足球的热情空前高涨，郎健也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支持，“学校领导告诉我，要把球队作为重点传统项目延续发展下去。”

选拔人才成为郎健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一支球队中最重要的就是球员，“我们希望北师大女足队能够成为一支竞技成绩、运动精神和人文素养兼备的优秀队伍。”

当时学校每年都有来自全国的优秀高中生保送入学，某种程度上，这的确为足球人才的选拔提供了条件，郎健也招收过一些品学兼优、具备一定足球基础的队员，但制约球队发展的瓶颈依然牢固——符合这样高要求的苗子实在太少了。

郎健想到了高水平运动员招生。

1987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批准部分高校为在相关竞赛中取得名次和获得等级证书的运动员，提供降分录取的机会。1993年，北师大女足第三次问鼎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郎健有了申请招收高水平女足运动员的底气。

但要得到批准，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原国家教委需要对校队之前的成绩、训练状况、师资、场地、学校重视程度等进行一一考察，同时还要等待一批条件成熟的高校运动队一起统一确认。

当时，郎健一有机会就去相关部门沟通，谈目前的情况，聊未来的规划，他并不焦虑：“那时我们球队拿了许多冠军，成绩也稳定，在全国高校里也是强队。”

申请发出三年后，1996年，北师大高水平女足运动队正式开招，但曾与郎健搭档的老教练王章即将退休。次年，在郎健的邀请下，王长权加入到女足队伍并成为守门员教练。两人一边学习研讨，一边带队训练参赛。

队伍就此开始稳步发展，她们不断刷新成绩，在各类高校赛事中崭露头角。据郎健介绍，组建35年来，除了其间中断近10年的全国大学生比赛，北师大女足队拿到了15个全国大学生赛事的冠军奖杯。如今，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北师大女足队已有球员近40名。

冠军≠拥有“特权”

如果将教练员比作厨师，球员就是原材料。在王长权看来，厨师想要烹制出风味俱佳的大餐，原材料至关重要。每年招生，郎健和王长权都十分审慎，常常要去很多球队考察。“我们就在看台上观察，觉得合适就去聊。”

就这样，郎健把中国女足国家队前队长毕妍“聊”进了北师大。

2005年年初，21岁的毕妍正在昆明冬训，作为女足国家队主力，她已经参加过诸多赛事。准备从冬训运动员中挑选合适学生的郎健，特意赶了过去。

其实那时，毕妍已经收到了辽宁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郎老师找到我，我就把已被录取的情况告诉了他，他没说太多，只是给我讲了一些北师大的历史和教学情况。”

毕妍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对她来说，北师大原本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咨询过发小、曾一起在大连队效力的姐姐以及在北师大就读过的朋友，“她们都说，北师大值得，绝对是我最好的选择。”

毕妍做出了决定。2006年9月，她正式成为北师大女足队的一员，并由此开启了一段特殊的求学经历——足足花了6年时间，她才拿到本科毕业证。

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每年大大小小的比赛数不胜数，一旦赛事临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去。然而在北师大，学业并不会因为参赛而减轻。毕妍还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前，她在宿舍背书到深夜，实在熬不住了想睡觉，这才发现因为熄灯，同学们早都跑到楼道里背书去了。

“北师大对女足队员的文化知识学习要求，与其他专业的学生没有区别——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不论是技术课还是理论课，都要和其他同学一样，只有在课时、学分、实习、答辩一一满足要求后，才能被授予学位。”郎健强调，这是北师大独有的传统，“哪怕是世界冠军，队员们也不会享受到一点‘特权’。”

除了学分要求严格，北师大足球专项的学生要学的，也不仅仅是足球。毕妍说，当年读书时学习的解剖学、人体科学，后来都在实际的训练比赛中派上了用场：“哪里受伤了、如何处理、平时要避免什么，自己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判断处理。”

“队员们经历大量的文化课学习，参加学术交流，与不同学科同学之间相互学习，这些其实都在不断提高队员们的文化素养，让她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个人的综合素养也得到了提高。”在王长权看来，人文素质的培养，对女足队员训练和比赛中的理解能力、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心理素质等综合能力的提升，都有着巨大帮助，“这是体教融合的体现，也是北师大教育的核心。”

最直接的表现是，王长权发现，队员们外出比赛时“文气得很”，客客气气地问好，合影时也不会争着往前挤；就算是再顶尖的球员，回到学校，也要踏实地为球队背球袋、拉冰桶。

与此同时，立身之本的足球专项训练也丝毫不放松。此次女足亚洲杯决赛上头球破门扳平关键比分的张琳艳，是北师大2020级运动训练专业本科生。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平时在学校的训练，并不比在国家队轻松。

在这样“双管齐下”的严格要求中，北师大女足打出了名声。每年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结合专项素质和文化课成绩，北师大最终录取人数不会超过10人，竞争十分激烈。拿今年来说，就有将近60人参与考试选拔。

王长权见过许多学生带着球，专门跑到北师大的足球场踢上几圈。“她们跟我说，知道自己考不上，但就是想在这里踢踢球。这是唯一的目的。”王长权总会鼓励她们，“好好努力，争取真正加入我们。”

“女足是一项事业”

2014年，毕妍体育教育专业硕士毕业，留教北师大，与郎健、王长权共同组成女足队的教练团队，负责队员的日常训练。

入职前她也曾悄悄设想，作为老师，或许每年能有两个假期，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这只出现在短暂的幻想中——大学生球员的比赛多集中在寒暑假，她开始重复两位前辈的生活，学期上课、晚上加班，假期集训、准备比赛，全年几乎没有休息。

“足球就是这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么多人都在努力，为什么是你们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无非是比别人多付出。”郎健和王长权早已习惯了经年累月的操劳和忙碌。

郎健见证过“铿锵玫瑰”的辉煌，也亲历过女足无人问津的低谷。这是一场勇气和坚持的试炼，尤其是当许多问题潜藏在时间里缓缓累积，一点点侵蚀着球队的成绩和信心。

自从2002年夺得全国大学生联赛总决赛冠军之后，在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联赛中，北师大女足队连续五六年没能夺冠，最好的成绩也仅是亚军。

低落的时候，情绪总是占据上风。“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如果放弃会怎么样？”那段时间，这样的念头反复出现在郎健脑海，有时是在吃饭，有时是在走路，有时是他和妻子大倒苦水，过程可能持续几天，也可能持续更久。

但郎健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是他投入大半生心血的事业，“因为热爱，必须坚持，我到现在也从不后悔。”

2007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北师大女足队时隔5年，终于在全国性赛事中再次捧起冠军奖杯。在那场赛后庆功会上，一向滴酒不沾的王长权喝多了。

“几十年来，总会有迷茫的时候，但带好球队是我的责任。如果你对这事有情怀，就永远不会舍得放手。”王长权清晰地记得，球队的信心自此开始一点点重铸。

2011年，以北师大队为班底的中国大学生女足征战深圳大运会。这是一次辉煌的夺冠，让王长权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他作为主教练，郎健为领队，毕妍任队长。半决赛时，中国队遇到劲旅巴西队，最后时刻比分被扳平，进入点球大战。那场比赛之前，教练团队曾去观战过巴西队的其他比赛，恰好也遇到点球。“当时我们就做了记录，琢磨对方罚点球的队员有什么特点、每个队员罚球的方向和角度又是如何。”最终，这些赛前“侦察”起到了作用，“所有的扑接球方向都是正确的，我们胜利了。”

更加惊喜的是决赛。赛前他们并没有预期夺冠，但最终反超日本队，赢得了比赛。满满当当的球场看台沸腾了，热度一下子扑过来，但很快又退去，对于这种“落差”，王长权看得很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因为我们知道，女足是一项事业，不是一件事情。事情过去了也就结束了，但事业是需要我们这样默默无闻、久久为功的。”

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找到了一条实现这项事业的途径，并且是他们最擅长的——教育。

北师大除了招收高水平女足运动员，还在运动训练专业里专门开设了足球方向。攻读这一方向的学生同样拥有不错的足球水平，但并非作为专业的女足队员来培养，而是作为接受专业教育的足球人才，去往全国各地从事足球教育。

在郎健和王长权看来，这些散落各地播撒足球种子的学生们，和星光璀璨的女足运动员一样值得关注——女足甚至体育的发展，就像一棵树，顶尖的运动员只是向上攀升的树冠，但一棵树的长势好坏，除了要看高度，还要看枝干的茂密程度。

“如果我们培养的所有学生都在从事女足，她们培养的孩子再扎根到更多、更深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足球人口就会呈几何倍数生长。我们做教育的深知这一点。”王长权向新京报记者描绘着心里的蓝图，“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会了解到，踢足球原来可以这样快乐，如果愿意，你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去读大学，有好的发展；即便不踢，你也可以从足球中受益——坚韧、坚强，遵守规则，学会承认失败，懂得团队配合……这样一来，更多的孩子未来也会将足球的乐趣告诉下一代、下下一代，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星星之火

这样的火种正在传递中。事实上，早在2013年退役之初，毕妍就萌生了去基层学校做老师的想法——尽管那时她在辽宁省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有编制，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去做教练员。

“我希望足球能在基层——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打好根基，让更多的人知道足球是怎么去踢的。”为此，彼时的她向不少学校投递了简历，“北师大本就是师范类院校，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自然而然的想法。”

尽管机缘巧合毕妍最终留校成为教练员，但同样的理念早已深深植入一届届北师大学子心中。2004级本科生、女足队前队员李莉莎，正在专心从事这样一份事业。她目前是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的体育教师，同时担任学校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其实，2008年刚回到家乡重庆时，李莉莎觉得，整个城市的足球环境没有那么好，比如，只有一所高校在搞女足。等到硕士毕业，真正进入中学带女足队，她更深刻地感觉到，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多。

队伍组建初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员不足。“我记得2012年时打比赛，11个队员全部都在场上，甚至没有替补。我就跟孩子们说，我们不能受伤啊，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除此之外，比赛的机会也寥寥无几，从教三年后，李莉莎才带着学生参加了一次全国比赛。

这并不是个例。时间再向前回溯，女子足球队被忽视的尴尬，早已深深写入各地基层学校的历史。

拿这一代女足“国脚”来说，在姚伟的母校湖北武汉新合村小学，足球教练熊四弟至今还记得，直到2010年，踢球的女孩都只能跟着男孩一起训练比赛；在张琳艳曾就读的四川江油花园小学，2011年之前没有像样的足球场，孩子们只能在排球场或篮球场上做练习，为了熟悉比赛，教练们用钢管焊两个小门做球门。

除了硬件跟不上，许多人依然对体育和足球抱有成见。“学体育的人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数体教”甚至成了一种广泛的调侃。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成见也来自长期以来体育与文化课“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选择其中一样，势必要割舍另一样。”一名90后足球运动员对新京报记者坦言，在体校，虽然文化课与训练并行，但重心明显放在足球训练上。

情况从2013年开始改变。这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意见》，旨在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除了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和利用，还要推动学校足球教育，扶持学校女子足球发展。

李莉莎明显感到城市的足球氛围正在好转：球员人数增多，如今她所在的中学，校女足队已有60多名队员；比赛机会在增加，球队比赛的费用、装备的费用，都得到了学校和区领导鼎力支持；进入球队的学生，在小学就已接触过足球教育，基础素质比之前更强。“学习足球的孩子基数大了，我们的选择面也更大了。”

在李莉莎看来，学生不必再做足球和文化课的单项选择，即便训练再刻苦，学业也必须达到学校的要求。在李莉莎的努力下，11年间，重庆二十九中学已经向高校输送了60余名足球人才，培养了80多名一级运动员。

2011年大运会夺冠后，王长权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足球的种子在校园，校园队伍越来越多，才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家队，中国足球的水平才能上得去。”现在他依旧这样认为。他更希望看到人们打心眼里喜爱足球、喜爱运动，无关功利和成绩，“这需要我们的努力，也需要14亿人共同的努力。”

新京报记者左琳实习生杨昕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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