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带娃”，钱从何来 部分省份中小学课后服务观察

2月20日，合肥市安庆路第三小学灵溪校区的学生领取新书。

“官方带娃，全部免费。”这条消息近日在郑州乃至多个一线城市的家长微信群里迅速发酵。这条消息为什么引起广泛关注？

“官方带娃”群众所盼

百姓口中所谓“官方带娃”，实际上说的是中小学课后服务，这本是让许多家长纠结的一件事情。“放学了，谁能来接我？”简单的一问，让家长颇费脑筋。

中小学一般在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而此时大多数家长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谁去接孩子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也自然想到，三点半后，学校能不能再照看一下学生，跟家长下班时间衔接上？2017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索“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实满足群众对教育的期盼。就在几天前，教育部在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又一次表示，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上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要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完善课后服务保障机制。从“全覆盖”这个要求，就能体会到教育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的力度有多大。

事实上，郑州关注和解决课后服务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19年10月8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率先“破题”，启动课后延时服务，迈出“官方带娃”第一步，全区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启动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基于良好的探索效果，2020年8月，郑州市发布通知在市内各区相继推行。截至2020年12月，经过一年多探索，课后延时服务在郑州市内中小学已实现全覆盖。

“以前放学孩子没地儿去，只能交给课外班。”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学生家长郝营坦言，现在有了课后延时服务，孩子在学校学得好、玩得有意义，家长也不用再赶着提前下班接孩子了。

不单单是郑州，我们梳理发现，自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全国已有29个省份根据本省实际推出了课后服务。2014年，上海就要求看护服务覆盖所有公办小学，一般可至17时。2017年底，天津市教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开始在全市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

长春启动“蓓蕾计划”在全市城区开展小学课后免费托管服务，济南学校试行弹性离校制度，北京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发挥高校集聚优势，支持中小学推行课外活动计划。

正所谓，群众有所盼，教育有所应。

公益普惠各有妙招

我们注意到，“官方带娃”这条消息火热的背后，还有后面这4个字的作用——“全部免费”。对于家长来说，既有人出力解难题，又有人掏钱享免费，何乐而不为！

但对于这项改革，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在具体实施中就未必都那么轻松了。

首先是钱的问题。

我们仔细梳理发现，目前多数省份是以政府为主导，坚持公益普惠原则，统筹各项资金，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服务水平等实际差异，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

一大类是政府全部“埋单”。郑州就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8月，郑州市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实行免费制度，各开发区、县（市）区要将课后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对承担课后服务的教职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助。

天津、石家庄等多地也是坚持公益普惠的原则，实行免费制度，由政府兜底。

另一大类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适当收取费用。例如长沙，2019年8月5日，长沙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共同发布通知指出，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根据校内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学校支持、适当收取费用等方式筹措经费，同时根据长沙实际实行最高限价管理，收费标准最高不超过每生每学期1000元。同样，江苏南通提出，各县（市、区）通过“以政府补贴为主、服务性收费为辅”的方式筹措经费，各校在核定绩效总量时，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均给予相应保障。

其实，收费的关键，就是缓解财政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李晓丽算了笔账：以每生每学期限价1000元计算，参与学生计8万人，试行两期，如果全部由区财政兜底，费用总计为1.6亿元。

岳麓区的经济虽然处在湖南省第一方阵，但近几年受城区新建小区数量急剧增加、全面二孩子政策放开等因素影响，区内适龄入学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巨额资金新建数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再加上教育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财政能够用于教育的经费已所剩不多。学校内部也存在对于收费的困惑。石家庄市一位中学校长认为家庭应该承担部分费用，一方面这一工作放大了学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实增加了教师工作量。

天下不都是“免费的午餐”，对于中小学课后服务来说同样如此。

成本分担同舟共济

收不收费，收多少，成本比例如何确定，收费标准多少合理，城乡之间如何统筹？要想理清上述问题，正确认识课后服务的性质是关键。

“对于接受政府补贴由中小学提供或组织开展的课后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属性。”在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程斯辉看来，准公共产品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金佩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学校是开展三点半课后服务的天然承载主体，但三点半课后服务具有‘非义务性’本质”。这个时候政府要发挥主要的引导作用，既不越位也不应缺位，必须加强指导与监管，包括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的时间与要求核定服务收费的指导性标准。

看得出来，学校收费合情合理，但必须坚持公益原则。

而对于如何确定责任与成本分担问题，程斯辉提出，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依据，测算课后服务成本，完善政府经费支持方式，确定课后服务家长分担比例和收费标准，对课后服务包含的具体项目及收费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指导，由此建立起公正合理的课后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究竟是政府保障还是多方分摊，各地要因地制宜。”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实行成本分摊机制的，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作用，核算课后服务成本，确定家长分摊比例，并尊重家长的意愿；课后服务要开设各种兴趣班，这需要给

学校自主权，不能设置太多的限制。

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纪超说：“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应该综合施

策，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实施、多元协同的格局。”

由此看来，课后服务不能靠学校单打独斗。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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