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面忆往 服装大楼里 的那些人
1989年服装一厂部分干部职工合影（前排右数第四位为本文作者）
姚维峰 撰文/供图
故事要从家庭病房说起。
1988年，我在烟台服装公司服装一厂工作。9月下旬的一天，刚上班，财务科张玉兰科长捧着一大摞单据，疾步走进了厂长室，一脸严肃地说：“厂长，这个月的费用多出了一大块，完成利润计划恐怕要受影响了。”一问，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十几位退休老工人在烟台山医院办理“家庭病房”的费用。卫生所的王子平和曲文荣两位厂医告诉我，所谓家庭病房，就是医院与厂里签了合同，对一些慢性病老病号，定期上门问诊、送药。我问：“这样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医生能不能胜任？”回答是：“只要再加上一个厂医，完全可以办到。”我心里有底了。
针尖削铁的买卖
烟台服装一厂是专门加工出口服装的企业，也就是贴牌工厂。外国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相当严苛，除了一部分服装使用烟台特有的灯芯绒和部分色织布、泡泡纱以外，大部分都是来料加工，包括所有的辅料，甚至包括缝纫线。这些服装出口到国外，立马身价百倍。
当时的服装一厂共有职工600多人，退休工人400多人。那时候，退休工资还没有实行社会统筹。厂里每个月开工资，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1000多人，需要十几万元。工资和费用的比例约为1：1，即，还会有十几万元费用产生。这些钱，全靠这60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一针一线挣出来。也即一个工人干活，要负责挣出两个人的工资。
对老烟台来说，说服装一厂，可能有人一时反应不过来；若说“服装大楼”，大概没有不知道的。当年，它可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位于南大街，一度是烟台市乃至全烟台地区最高的建筑。大楼里的厂房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南北通透。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这也是为了满足外国客户定点生产的基本要求。
在这样的车间里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街面上有“服装大楼出息美女”一说。有道是：“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事实证明，凡是干过服装行业的人，直到现在，仍然很抢手。服装行业有句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裁缝，裁缝老婆赛娘娘。”服装一厂的女工们，个个都是娘娘级的人物哩！
但是，服装工人活儿累也是真的，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客户的订单下来时，几乎都是交货期很紧，而且绝不可更改。当时，每月的产量平均在6万件左右，销售收入在110万元左右。年销售收入在1300多万元左右，利润却只有可怜的30多万元，仅仅能占销售收入的3%多一点。属于典型的“针尖削铁”劳动力密集型的微利企业。
按照“量、本、利”分析方法，我和财务张科长一起计算工厂的盈亏平衡点。张科长很聪明，一经点拨，很快就能理解，做出了盈亏平衡点的制图。当时的保本销售收入必须要达到65万元以上，保本产量必须要在3.5万到4万件，超产的部分，仅仅增加的是变动费用，利润就会呈剪刀差式地增加。要完成这个目标压力大啊！
为了多挣钱，人人想办法。下脚料组组长是党员王桂花，加上史桂兰还有一名临时工老师傅，这仨人仔细挑选布头布脚，沙里淘金，一年下来，竟也能收入10余万元。
那时服装厂的加班加点，可比如今的996厉害多了。职工们也真是不容易。有一天，上班铃声响过以后，二楼的班长谭师傅缺勤。后来才得知，她被“软禁”了：丈夫嫌妻子加班太频繁，他上班时便把老婆锁在家里，以示“抗议”。
还有一次，一车间的蔡爱敏主任晚上加班，帮包装车间出货。干到半夜回家，太疲惫了，以至于走错了楼层，进了邻居的家门，闹了笑话。
每次开车间骨干和职工代表座谈会，加班加点都是大家集中吐槽的点。检查科孙桂芳科长半开玩笑地说，当她经宿半夜回家，累得和个“疲鸭子”似的，什么“生活”的心情也没有了。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笑中有深深的无奈。
一切为了车间生产
好在一厂有一个团结过硬的领导班子。党支部书记郑林仪，正值盛年，他是我们班子的老大哥和带头羊。当时实行厂长责任制，但郑书记不在乎这个，凡事都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只要班子制定的决议，他总是带头执行。王剑华、王爱华、姜开松3个副厂长更是各负其责，整天都忙活在生产一线，为的是保质、保量、保交期。工会主席兼政工的陈世选，更是不遑多让，既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又鼓励职工努力完成生产任务，是职工们的“知心姐姐”。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加班加点的问题，其实厂里也想了很多办法。我们有一句口号：“一切工作围绕车间生产，无条件为车间一线生产服务。”辅料、裁剪衣料，有专人直接送到班组，让一线的工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尽量杜绝无效劳动；机器维修，随叫随到。
食堂、托儿所，后勤保障也很给力。住宿舍的工人，晚上加班，早上起不来，早饭只能胡乱凑合。于是，食堂早餐一改“馒头、稀饭、咸菜”老三样，上了新设备，供应炸油条、炸面鱼等。中午，食堂多开卖饭窗口，保卫科长姜守勤和转业干部曲光坐镇食堂，维持秩序。
为了让工人监督后勤服务，厂里在召开生产调度或后勤会议时，干脆搞起了现场直播，会场发言通过麦克风，同步在车间大喇叭上广播，让工人们全都能听到。
工会主席陈世选因陋就简，把职工舞会开进了食堂饭厅。厂电工张维涛买了几个便宜的时间继电器，自制了一圈流水彩灯。晚饭后，搬开饭桌，打开音响，流水彩灯亮起，饭厅秒变舞池。职工们在“蹦恰恰”的音响节奏里翩翩起舞，一天的劳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舞会还成就了一对有情人。在工会的张罗下，青年职工姜凤亮的婚礼就是在食堂饭厅进行的，我还是证婚人呢。
1989年“五一节”，工会主席一手操办庆祝活动，表演、跳绳、猜谜语、拍球、捡弹儿、贴鼻子、套圈、托球跑，五花八门。陈世选奇思妙想，利用出口服装的下脚料，制成五颜六色的三角小彩旗，布满厂区上空，好不喜庆！
节目的表演水平虽然一般，但是在工人们眼里，个个都能获大奖。我还上去来了一段笛子独奏呢（见右上图）。看到一厂职工欢声笑语的样子，可把周边厂子的人羡慕坏了。
市文化局领导陈锡源到我们厂了解群众文化工作，非常感慨，提出“企业健康运转的润滑剂就在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里”，他撰写的《他们生活在七彩阳光下——烟台服装一厂业余文化活动散记》，发表在《烟台日报》上。
工厂风清气正，产量、质量明显提高，厂里更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三楼班长高淑敏是芝罘区劳动模范。1989年8月份，区工会组织劳动模范去承德避暑山庄度假。当时，高淑敏班里的服装正处于交货期最紧张的时刻，加班加点交货也“巴及”（紧张）。如果班长这时候离开，后果很难设想。
我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和高淑敏说。高淑敏知道以后，主动告诉我，她不去避暑山庄了，完成任务要紧。望着她汗津津的面庞，我知道，今后这样的机会不一定再有了。至今想起此事，我仍然感觉对高淑敏是一个亏欠。
夏天的一个中午，下班铃声刚刚响过，二车间主任任云兰急急忙忙走向厂长室，人还没进门，话音便冲进来：“厂长，车间有个临时工肚子疼，趴在桌子上，我看挺厉害的，怎么办？”我急忙把厂医曲文荣叫过来，同时让人告诉司机准备拉病号，让曲文荣陪着病号去毓璜顶医院。下午上班以后，曲文荣回来了，说：“幸亏上医院及时，原来是‘宫外孕’大出血，当时已经是满肚子血了。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命就没了！好险啊！”
我们的家庭病房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最后，咱再说回本文开头办家庭病房这档子事上。
我在厂办公会上，提出增加一名厂医、办家庭病房的想法。大家认为，增加一个人的工资，用的是卫生所自己从医药批发站进的药品，比医院便宜得多，而且还能省下一大笔费用，这办法可行。
很快，服装公司党委给我们厂派来一位名叫任春华的厂医。厂里配给小任一辆自行车，她很快就进入了情况，建立台账，逐家走访。时间不长，很多令人感动的信息就反馈回来了。
退休职工离厂多年，对于自己曾经工作的单位是有深厚感情的，当单位派医生上门看望自己、送医送药，那个激动的心情自然溢于言表。有的老工人说：“任大夫，不用说是来送医送药，来俺家看看，俺的病立马就减轻三分！”
天渐渐冷了，为了支持小任的工作，我让仓库给她找了一件残品面包服防寒，并让她全权处理家庭病房的事务。
我们厂办家庭病房的事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本埠媒体纷纷来采访。说心里话，这些老工人大部分我没有见过面，以前多是郑书记、陈世选去看望他们。记得那天我正在吃晚饭，看到电视台播放采访服装一厂退休老工人安淑身的画面。她是孤身一人生活。
只见老人家白净面皮，文静而优雅，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一厂的任大夫正月十五来送药的时候，捎来一袋元宵，说是‘厂长让我捎一袋元宵给你，咱们娘儿俩一块过个元宵节’！真是感谢厂领导啊！”
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没听小任提起过，更没有找我报销之类的事情。
退休职工、老党员张秀卿是荣成牛口石村人，1947年入党并任村妇救会长，也是副厂长王爱华的入党介绍人。当她病重住进407医院以后，按理说，家庭病房的任务也就交给医院方面了。但是，任春华仍然不弃不离，经常跑医院看望，有时候甚至比她的子女去的时间都长。张秀卿非常感动。弥留之际，她做出一个决定：把她这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来交党费。
这件事在厂里上下引起震动。我也多次在会上谈及此事。看来，我们认真做好每一件工作，就能给共产党增光，反之，也给我们党抹黑啊！
记得烟台广播电台记者刘莉来采访，问及服装一厂办家庭病房的初衷，我的初衷明明是为了节省经费，顺便看望一下老工人而已，但对着记者的话筒，一念之间，我把顺序颠倒了一下，说成是首先为了看望退休老工人，其次是为了送医送药，最后是为了节约经费。
多年以后，我为这个颠倒顺序的说法感到有些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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