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面忆往 复课之后
高守莲
军训全是动真格儿的
我既不是“老三届”，也没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作为烟台市首届义务教育九年制高中毕业生，我却没有小学和初中毕业证，只有一张补发的高中毕业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成家立业的我，参加了在职职工补课和考试，重新取得了初中和高中毕业证。
那是1966年夏，“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了，刚读完小学五年级的我只能困在家里学绒绣、学描图。熬啊熬啊，差不多3年过去了，熬到1969年3月上旬，我才得以就近复课到东方红中学。然而，复课不到一年，1970年12月15日，我们在拉练途中骤然接到一纸通知，宣告我们高中毕业了！什么？我连教科书长什么样儿都没见过呢，中学生涯就结束了？那个年代，没有任何质疑的可能，16岁的我与部分同学一道，从中学校园一步踏上了工作岗位。
其实，东方红中学的生命也很短。它是1969年复课期间，由烟台农业职业学校和海滨中学合并的新学校，位于坤山路，分南北两个校区。南校区与当时的吕剧团合用，坐北朝南两幢二层欧式建筑，中间有一篮球场，吕剧团用南楼，北楼与篮球场归东方红中学。北校区是原海滨中学，一幢四层教学楼隔开两个操场，大操场与南校区相连，北操场西面是二层办公楼，北面一大排平房是学校工厂。我们毕业后，南校区全归吕剧团，北校区改为烟台七中，东方红中学不复存在。
复课那天是1969年3月9日，农历二月二，当时已不兴过民间节日。我们200多个学生在针织器材厂驻校工宣队员引导下，走进南校区。教室在一幢连外廊的两层欧式木质建筑里，紫色木地板，南北大玻璃窗，北窗还配有木制的雨搭子，教室宽敞明亮。
当时正值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全民皆兵。学校也搞军事化管理，建制为一个营，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小队为班。我们这一届学生是东方红中学民兵营一连，下设五个排。我所在的三排有30名男生、17名女生，分成4个班。
学校的军事训练更是毫不含糊。队列达标了，再训投掷手榴弹。站姿投弹，要扔30米以上才达标。相比之下，跪姿投掷难度更大。有一次在太阳地儿练跪姿，我晕倒了，再返场练习时，竟把手榴弹甩到了自己身后。教官一把揪住我，厉声训斥道：“你可真不怕死啊！如果手榴弹是真的，还不把自己炸死？这可不是儿戏！”“训练是要考核的，不达标就单独练！”好在我最后还是练出来了，成绩刚超 30米。
步枪射击比较有意思。我们定期到打靶场（今南山公园人工湖）实弹射击，每次每人5发子弹，成绩超过45环还加发子弹。我们班最好成绩是男同学打出的48环和49环。我刚开始肩膀是顶不住枪托的，一扣扳机就晃，打脱靶。教官让我放学后到武装部院内训练，最后，也打出了9环、10环的好成绩。
最艰苦的军训是刺杀。为赶在国庆20周年时参加庆祝活动，市武装部在东方红中学组织了四百人的刺杀表演方阵。我们训练了半年之久，连暑假都不歇。一连二连的同学每人还得到武装部发的一把旧枪托，教官在黑板上画出刺刀式样和尺寸，要求同学们回家用木头或竹子自制“刺刀”，刷上银粉，安到枪托上。
国庆节那天，杨惠芳老师率领我们到南操场表演。弓步绷腿、马步击肋、上步砍劈、后击砍劈、防下直刺、转身突刺……在教官“突刺——刺”“垫步——刺”的口令下，同学们喊杀声震天，动作干脆利落，看台上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学工、学农，文化课学什么？
除了军训，我们还有两样必修课：“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称学工、学农。
先说学工。学工基地在学校工厂和针织器材厂、第二机床厂（俗称二机床），离家都很近，大家比较感兴趣。我待学期间给父亲描过机械图，因此希望到第二机床厂学工。那里曾是机床研究所，设备先进齐全，厂里的拳头产品57-3万能铣床名声很响。我幸运地如愿了。位于北大街的二机床有卧式车床、台式车床和重型车床，大、中、小型铣床，磨床、镗床、冲床和钻床，车、铣、刨、磨、钳，工人师傅们娴熟的操作技术使我大开眼界。
我特别羡慕刘锡刚同学，他被分配跟着龚福林师傅学铣床。听父亲讲，龚福林是新中国培养的工程师，多次参与技术革新，1958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参加国庆观礼见到过毛主席。
工人师傅们耐心传帮带，我们这些一开始连图纸都看不懂的中学生，个个学到了真本领：男生能照着图纸操作卧式车床，加工轴承端面，在铣床上加工平面和沟槽；我们女生则能操作钻床钻孔、扩孔，操作磨床对零件切削磨光。这些本领日后在生活中也派上了用场，特别是男生们，大部分懂得电工和钳工，能自己配钥匙、修手电筒、安电表，有的同学还组装了半导体收音机。
再说学农。那就得离家住村了，第一堂课是到位于夹河边的宫家岛村插稻秧。我那时贫血，身体极差，有老师提出让我和另一个女生留校看门，组织委员不同意，说“身体不好更需要到农村锻炼”。学生自由轧伙，一人带被，一人带褥子，在杜志修老师带领下到了宫家岛村，男生住大队仓库，女生分住农户家。
生产队的技术员先教我们如何插秧，又带我们去育苗床拔秧苗，用小推车推到稻田扔到水里。我们挽起裤腿，在水田头排成一行，低头弯腰倒退着插秧。几十米长的稻田，我插了不到一行，就一头栽进了水田里。身边的同学把我拉起来时，我腿上爬满了蚂蟥。几个同学帮我往外拽，越拽，蚂蟥越往肉里钻，血顺着腿往下淌，皮肤也开始皲裂肿胀。杜老师吆喝道：“不能拽！使劲拍她的腿！”腿被拍麻了，蚂蟥也掉出来了。用碘酒简单处理一下伤口，杜老师让同学扶我先回农户家，次日安排同学把我送回家看医生。住了几天医院，插秧的活儿也结束了。
打这儿以后，再去学农，老师和同学们全都格外照顾我。到黄务镇篆山村种小麦那次，我们班12个人刨地。一尺长的大镢头，镢头把儿差不多一人高，女同学抡起来很吃力，只能眼睁睁地被男生甩得老远。但男生们刨到地头时，却又都扛着镢头回来了，与我们交换场地。等他们把地全部刨完，又拉耧播种，只让我们女生覆土——他们可真仗义！到南车门村秋收玉米、大豆时，同学们怕我晕倒，不给我镰刀，只让我坐在地上捆秸秆和豆子。
1970年春，烟台大旱，各行各业都下乡抗旱。时任班主任林瑞兰老师挑着与她体重差不多的两桶水，颤颤悠悠，一溜小步。她熟练地给我们演示边挑水边换肩，要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一招，“换着挑，比一个肩挑到底要轻快”。
作为首届九年义务教育的高中生，我们复课时，教科书还没编出来，“文革”前的教科书又不能用，那文化课学什么呢？
时事新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就是我们的政治课本，雷打不动天天读。但没有教科书，数、理、化就很难讲了。老师们只能自编教材，刻蜡板油印讲义。数学老师钟天民（后来兼教物理）从教我们认26个英文字母入手，再讲字母在数学、物理中的代码和公式。零零碎碎一共学了8张讲义纸，刚开始有点兴趣，我们就“毕业”了。
没有语文课本，就用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及样板戏剧本来代替。最有意思的是学样板戏剧本。本来只需分配角色、朗读对白即可，有一次读《沙家浜》智斗一折，那组同学竟然对唱起来，阿庆嫂、刁德一、胡传奎三个角色都由男生担当，他们那有板有眼的演绎，令我们久久难忘。
杜志修老师教我们语文，他不仅口才好，知识广博，讲课也妙趣横生。1970年暑假，杜老师被抽调到教委，参与编撰语文和常识教材，我有幸跟着杜老师去誊写。杜老师告诫我不能照葫芦画瓢，要在誊写中学知识、想问题、提问题。我当捎儿练了一笔硬笔书法，还跟杜老师练了毛笔行楷，这一技能为我后来的人生转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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