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烟台话剧的兴起
□彭守业
话剧原来是外国的剧种。1907年时我国留日学生欧阳予倩、陈镜若等人将话剧从日本引进到中国，四年后的1911年即传入烟台。
辛亥革命后，一种舍弃唱、念、做、打，穿西装、讲白话的“新剧”——话剧，很快被刚刚剪掉辫子的境内黎民百姓所接受。
1913年，烟台发起为某地水灾赈捐时，倪显廷及社会名流澹台玉田、万坤山、杨玉山、刘善夫等人都曾化妆登台演出话剧，甚得社会欢迎。应该说，烟台话剧的兴起，倪显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其种子则是1911年12月上旬刘艺舟来烟台演出时播下的。
“五四”运动后，烟台话剧历演不衰，时称“文明戏”，部分取代了传统戏剧对市民的吸引力。话剧人才也逐步增多，重要演员有徐宗民、毕致远、滕范川、杨玉山等人。
“九·一八”事变前后，全国掀起爱国主义高潮，烟台各校爱国师生纷纷响应，组成宣传队到处宣传，演出过不少流行南北的文明戏，即使个别保守的教会学校师生也不甘落后。
烟台话剧活动的主要转折是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当时为了适应抗日救亡新形势的需要，各剧团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市民众辅导区统一领导，负责人为领导干部王梅村，参加者有青年话剧社、河山话剧社的演职员及部分师生。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话剧蓬勃发展起来，并于1946年形成高潮。
1861年烟台开埠后，随着商业的发达，民众性的各种娱乐活动逐步兴盛，京剧尤其被市民喜爱。辛亥革命后，一种舍弃唱、念、做、打，穿西装、讲白话的“新剧”——话剧，很快被刚刚剪掉辫子的境内黎民百姓所接受。据1923年郑千里编辑出版的《烟台要览》记载：“吾国自改革以来，新剧渐见萌芽。然以风气初开，提倡者本一片热情，究乏专门之技术，且与社会心理嗜好不十分融洽，致进步亦迟迟。惟烟台之有新剧事业，最初时刘艺舟（木铎）曾登台排演于此，是为新剧传入烟台之始。此后遇慈善事业或办赈捐以及爱国运动，必须形容演说举办新剧时，悉由倪显廷先生主持之。倪君为社会铮铮之人物，饱尝新剧学识，且富有国家思想，故对于排演新剧极有心得。清末已著有《波兰亡国惨》等剧本流通社会，且为烟台新剧之鼻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一书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11年12月初，从大连来了十三位冒险家，为首的是在天津有些名气的演员刘艺舟，估计他们同前些天被直隶总督杀头的戏剧演员有关系。他们来了之后，自称“激进党”，被安置在官立的中学里，在倪显廷的帮助下立刻登台表演，筹款接济革命，并进行宣传。刘艺舟等人的演出别开生面，轰动一时。
上二文提到的刘艺舟，是同盟会会员，在外地宣传革命时遭遇抓捕，故逃到烟台。到烟台后，找到原任英国领事馆文案、后来被烟台临时政府任用的倪显廷及同盟会成员徐镜心等，为给革命活动筹款，在烟台群仙茶园演出《武汉风云》《波兰亡国惨》等话剧，创烟台话剧演出之始。1913年，烟台发起为某地水灾赈捐时，倪显廷及社会名流澹台玉田、万坤山、杨玉山、刘善夫等人都曾化妆登台演出话剧，甚得社会欢迎。应该说，烟台话剧的兴起，倪显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其种子则是1911年12月上旬刘艺舟来烟台演出时播下的。
“五四”运动后，烟台话剧历演不衰，时称“文明戏”，部分取代了传统戏剧对市民的吸引力。话剧人才也逐步增多，重要演员有徐宗民、毕致远、滕范川、杨玉山等人。当时刘雍熙组织了“警世新剧团”。烟台益文学校、商业学校的学生也经常排练话剧，在校内外演出。1922年，普济学校为筹措经费曾邀请济南“易俗社”全体演员来烟台演出，在天仙茶园演话剧多日，反响良好。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交谊会时也常常演出话剧，演员多是临时凑集的，但都努力表演。
“九·一八”事变前后，全国掀起爱国主义高潮，烟台各校爱国师生纷纷响应，组成宣传队到处宣传，演出过不少流行南北的文明戏，即使个别保守的教会学校师生也不甘落后。20世纪30年代时，话剧大多由学校组织演出，先后演出了《一只马蜂》《湖上悲剧》《卧薪尝胆》《一片爱国心》等。1936年5月，烟台恤养院成立话剧队，先后演出自编话剧《庆寿》《水灾》《因果报应》《离群的雁》《小白兔的遭遇》等剧。此后水平逐步提高，能够排演上世纪30年代进步作家田汉、熊佛西的独幕剧。不过由于条件不足和思想意识的限制，女角色常由男演员充当，戏剧理论水平较低，舞台装置与演技都较差，烟台的话剧还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演出比较活跃且条件比较充实的话剧队当属青年话剧社、吼东话剧社及河山话剧社。这三个话剧社主要成员多为北京与上海来烟执教的大学毕业生和话剧电影专业人员，如赵少屏、袁侃如、翟辛灵、梁晨等人，还有部分高中生。青年话剧社由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1936年秋天成立，先后演出《雷雨》《谁之罪》《南归》等。吼东话剧社由第五民教辅导区于1936年11月成立。1937年，由部分学校教员发起成立“烟台河山话剧社”，在进德会烟台分会举行了成立大会，有300余名学生、工人和社会青年参加，通过了社名、社章，选举由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河山话剧社经常在丹桂戏院演出，“七·七事变”后，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四季之春》《无名英雄》等剧。自此烟台话剧舞台出现女演员，冲破男扮女装、女不登台的旧习。
烟台这一时期的话剧活动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烟台话剧活动的主要转折是从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当时为了适应抗日救亡新形势的需要，各剧团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市民众辅导区统一领导，负责人为领导干部王梅村，参加者有青年话剧社、河山话剧社的演职员及部分师生。为了突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当年底，联合演出呼吁抗战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主要导演是王滨（曾任上海联华制片厂编导）、于寿斌（曾任北平剧团编导与演员）、梁晨（曾在上海电影界工作），主要演员有翟辛灵、崔雁如（河山话剧社负责人、志孚中学教员）、王春圃（崇正中学教员）等人，舞台装置与美术工作是烟台的美术广告师贾光寿，学生演员有张焕章、梁星庚、吴梦起等人。排演过程中得到了烟台市各界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组织领导及演职员工通力合作，仅以一周时间就排练好了，后连续在进德会、丹桂戏院演出数场，观众踊跃，效果极好，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11月后，烟台处于暴风雨的前夜，不少学校的教职员与学生相继转移，烟台的话剧活动逐步消沉了下来。
1938年初日寇占领烟台后，青年话剧社、河山话剧社均解体，两三年没有话剧演出。1941年前后，市立一中部分师生为启发学生分辨善恶，借以充实学生的文艺生活，演出了法国喜剧名作《伪君子》，该剧组织与导演均为于寿斌，演员是从高中学生中选出，多为学习优秀并有一定文艺才能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在丹桂戏院演出，效果很好。后来又有市民团体演出了《罂花泪》《雷雨》《群莺乱飞》，演出效果也很好，大大充实了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烟台国际运输公司劳工组织的国际俱乐部话剧研究社演出法国名著《天罗地网》，演出十分成功。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话剧蓬勃发展起来，并于1946年形成高潮。
1945年深秋，胶东国防剧团和胜利剧团先后来烟台慰问演出，国防剧团演出了话剧《雾》，胜利剧团演出了《甲午三百年祭》《闯王进京》。两个剧团的演出轰动了烟台市，文艺戏剧界被敌寇压抑多年的激情迸发了出来，市内各工厂、学校以至街道的文艺社团纷纷组织起来，以多种文艺形式走上街头欢迎解放，话剧也获得了新生。在胶东文化界救国协会烟台办事处的支持下，以国际俱乐部话剧社、国剧社和部分中学师生为班底，于寿斌、孙林铎、梁晨等人组建“燕台剧团”。 “燕台剧团”首先排演了根据《水浒传》中阮小七抗渔税的故事改编的三幕剧《血溅石碣湖》，先在丹桂戏院演出，继而迁至中华电影院。之后又排演了《雨过天晴》《林冲夜奔》等剧。1946年，成立日出剧团、奔流剧团、天衣剧团、励群剧团、燎原剧团等，分别演出《日出》《陈圆圆》《上海屋檐下》《白毛女》《血泪仇》《蚀》《群猴》等剧目。
进入1947年，因战争迫近，大多数剧团解散，燎原剧团吸收了当时各剧团解散后较为优秀的演员。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时，燎原剧团全体演职员由市文协率领转移到外地，后改组为胶东文工团，新中国成立前，该团曾赴青岛市演出过《白毛女》《血泪仇》，主要演员是1945—1947年烟台各话剧团出身的人。
烟台抗战爆发后话剧活动涌现出来的大批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遍及全国各地，不少人是领导骨干，如山东省戏剧协会主席高玉明，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兰瑛，空政文工团的刘俊岱，北京儿童剧院的唐功竺，上海越剧团的张少明，广州某部队话剧团的林镇海，河南郑州市话剧团的陈良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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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烟台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