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父亲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民银行工作也刚好满一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买了一块手表。农民的儿子有了一份工作，要学会按钟点上班，不能看日头多高该起床、该吃饭了吧。

父亲的这块表从此就成了左邻右舍的标准时钟，有些小孩子上学怕晚点，走上几十米远跑到我家问钟点。没想到这一来一回就差了5分钟，不过，那时候差10分钟也不算不准。

新中国成立5周年不久，我出生了，父母工作都很忙，便把我送到了科右前旗斯力很努图克的乡下姥姥家，随我到乡下的还有一款烟台生产的“马蹄表”。母亲想，为刚满周岁的孩子喂米糊、喂水不能总约摸时间吧。可我的姥爷、姥姥连10个数字也不认识，有表没表并无区别。为了让姥爷、姥姥认识表，我妈晚回城两天。两天之后姥爷说他会看表了，几经母亲测试，其实还是不会，但总算认识了从1到10这些数字，看表没过关的主要障碍在于姥爷总是区别不开时针与分针的含义，虽能辨别出长短，但弄混长短表针儿功能的概率永远在50%。

姥姥不耐烦了，抱怨妈妈：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表看时间，不也照样把你拉扯大，你赶紧回去上班吧，我们再用“日头影儿”对比着马蹄表，过些日子就知道是几点了。我妈说：新中国了，人们过日子要有新状态呀！

无论是城里爸妈的主动，还是乡下姥姥的被动，共和国都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城市、乡村要过有时间概念的生活已经初显。

“大跃进”那年我3岁，摔了一跤诱发了潜在体内的骨结核，久治不愈，老爸只好卖掉了手表、自行车给我看病。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本来殷实的家从此落贫了。放在姥姥家的马蹄表也返城了，虽说发条老化，总是慢，可它毕竟还能看时间。

到了1965年秋，家里生活略有改善，我妈失业之后在家里养了一头猪，养了足足一年，卖了90元钱，算是发了点儿小财。我妈知道我爸喜欢手表，就去商场选，最便宜的天津“五一”牌手表也要95元，添上5元才买上一块表。从此家里又多了几许骄傲，因为隔三差五又有左邻右舍来问时间，手表虽是戴在老爸的腕子上，可骄傲却洋溢在老妈的脸上。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了，老爸把腕子上的手表摘下套在了我手上，从此我也是戴表的人了。那一夜我失眠了，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了4次时间，凌晨4点之后我才睡着了。

下乡之后，我这块手表看时间的作用没发挥多少，生产队长给大家派工从来不按表上的时间，而是看冬夏春秋，看阴天晴天的日出日落。手表上的时间没有公共性。倒是哪家的小伙子去相亲，就找我来借手表，有无结果不论，每次借表都能送我一包两毛钱的蝶花烟，手表成了我们集体户“创收”的一个物件了。

那时，无论城市、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即使不能全有，只要有其中的两件，在农村就算是殷实之家。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飞鸽快，永久耐，骑上凤凰谈恋爱，戴上手表更是帅”。

改革开放之后，机械手表一下子成了落伍的象征，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买到一块电子表戴在手上才有面子。单位的会议室、办公室，家家的墙壁上都挂着“康巴斯石英钟”，人们的时间观念从来没有那样强，好像所有人都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情结，这种时间观，推动着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整个中国都处于亢奋状态，“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它不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变成了中国的生存状态与集体人格，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要抓紧时间。

手机普及之后，手表作为单纯的看钟点之物也就没了大用，可是进入2000年之后，人们的收入提升之快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多余出来的钱，就被奢侈品抢占了。

如今，稍有一点身份的人，手腕子上就会多出一块手表，这款手表可不简单，奢华的一块表就是一台小轿车，稍逊的也要几万元，一些名牌手表也贵过一部好手机。手表成为时尚新宠，我也欣然买了一块瑞士的梅花牌手表。

当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观又被提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如果说此前还是个人为摆脱贫困诱惑着中国人加快脚步，可当下我们的步速，更多时候显得有些身不由己了。自行车速度慢，变成了电动车、摩托车，又变成了轿车、动车、高铁、飞机，飞机最好是直达的航线，好像多快都没时间快。电子邮件的速度也嫌慢，最好是手机永远在手，处于开机状态，我在线，你也在线，我发过去，你就接收。这才是当下人对时间的要求。

这一切都是源于祖国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谁若稍稍地打个盹儿，就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几乎变成“秒表”，我为祖国骄傲！

□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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