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买收音机 往事如昨
都兴浩
“俺打听了，这些钱买个收音机整够整够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春天，俺村去上海走亲戚的老渔业队长，背回了一部上海牌台式收音机。
收音机进家的第二天，他老伴就支起后窗的雨搭子，把那部崭新的收音机放在了后窗台上。这天早上，伴着漫天飘舞的柳絮，村子里第一次响起了那嘹亮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接下来，除了下雨天之外，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老渔业队长家不放雨搭子，在他房后的窗台下，几乎总有听收音机的人。
当年秋天，老渔业队长那相貌平平的大儿子，竟然说上了媳妇，还是本村的一个漂亮姑娘呢。村里人看出了门道，一些人家便心照不宣地到处托人到大城市去买收音机。后来不用到大城市去买了，牟平县城的百货商场里就有。
一个刺槐树开花的季节，一天晚饭后，母亲把我叫到跟前，说：“小三儿，凑着明儿是礼拜天，你进一趟城去买个收音机吧？你大哥和你二哥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掉个工可惜了。你现在都是初中生了，出门办事儿俺放心。”我马上就知道了母亲的心思，拍着胸脯应承下来。
第二天还不到凌晨4点钟，天就放亮了。睡梦中我被母亲摇醒：“小三儿，起来吧，道儿远，咱早些逮（方言发音）饭早些动身吧。”我骨碌一下爬起来。
吃了饭，母亲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沓钱，扒拉开我的上衣口袋装了进去，然后拿起针线，边缝我的衣服口袋边说：“小三儿，这是45块钱，俺打听了，这些钱买个收音机整够整够的，千万可别弄丢了哈。”
说话间，母亲拿出了一方叠得方方正正的大红色花包袱，又从锅里拿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发面粑粑和两个红皮地瓜，摊开花包袱，包起来。“小三儿，这是你道上逮的干粮，要是走道走累了就吃点干粮，千万别饿着。等买了收音机，就用这包袱把收音机背回来。”母亲说着，把包袱搭在我肩上系好。
走出家门抬头一看，一钩弯月挂在西天。虽然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沿海村庄的清晨还是有些寒冷。母亲站在街门前，一直目送着我走出村口。
走了约摸5里路，便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儿，也是头一次进县城买东西。我盘算着：村子离县城60多里地，按1小时走10里地算，傍晌11点钟就能赶到县城，买了收音机再往回走，一般下晌5点来钟就能到家。
走了约摸十来里地的时候，隐约看见前面公路旁的大树下坐着两个人。走到近前一看，是一高一矮两个女人，高个妇女衣衫褴褛，一只脚的大脚趾头钻出了鞋子；矮的女孩头发凌乱，一张脸蜡黄蜡黄的，怯怯开口：“娘，俺要。”“妮儿，听话，咱不要，忍一忍，前面就有个村。”她娘边说边把女儿拽到怀里。
我忙蹲下身问道：“小妹妹，你要啥呀？”女孩伸手指了指我胸前的包袱：“饭，饭。”我鼻子一酸，忙取下包袱，解开，抓起那个苞米粑粑递给了女孩。女孩惊慌地看了她娘一眼就大口地吃了起来。她娘直直地看着我，用我听不大懂的外地口音念咕道：“好人呐，谢谢、谢谢。”
“你这钱不够哇，还差1块钱”
天晌的时候，我终于走进了牟平城，打听着找到了百货商场。一跨进商场的大门，我顿时两眼发直：玻璃柜台里摆着皮鞋、帽子、皮腰带、打火机等等新鲜东西，货架子上摆着镜子、暖瓶、茶壶、手电筒等等稀罕货，我眼花缭乱了。再看看那些卖货的大姑娘，清一色的白涤卡衣裳、蓝的确良裤子，梳着半毛头，粉红的脸蛋儿溜光水滑的。
打听着走到卖收音机的柜台前，我问：“哎，同志，收音机卖多少钱一台？”“有65块钱的，55块5毛钱的，还有46块钱的，看看你要多少钱的？”姑娘指点着货架上的收音机说。我立马两眼放光：“那就买46块钱的，你拿给我看看吧？”“行，这份收音机挺好的，你就放心买吧。”我激动得两手颤抖，只见那收音机上的两个金色旋钮闪闪发光，机面左侧镶嵌的“卫星”两个银字更是耀眼夺目。“我把电池给你装进去试试响不响。”姑娘说。一扭旋钮，收音机“哇啦哇啦”地响了起来。“好了，收音机一点毛病也没有，你就放心地买吧。”姑娘不紧不慢地说。“好，好。”我急忙将身子转到一边，去拆母亲给缝死的衣服口袋。“嗳，干嘛呢，怎么拿个钱还用把脸转一边去呢？”听到姑娘问，我一时羞得脸上发烧，急得两手直抖，越急，两手越不听使唤。柜台里的姑娘似乎也急了：“快转过来我看看。”我只好听从。姑娘一见，“噗嗤”一声笑了，笑得前仰后合：“跟我小时候一样，俺妈怕俺装丢了东西，也给俺把衣服上的口袋缝死过。”姑娘说着，从货架上拿起剪刀，帮我解了围。我急忙把口袋里的那卷钱掏出来递上去。
姑娘仔细地数着，数完第三遍，眉头一皱，说：“你这钱不够哇，这是45块钱，还差1块钱。”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想起来，母亲明明告诉过我，带的是45块钱，我咋忘了呢？我忙解释说：“钱不够，俺不要收音机里的电池是不行？”“不行啊，电池开封了，再卖给谁呢？你再看看身上，是没装钱？”我本能地摸了摸身上的口袋：“确实1分钱也没有啊。”“要不你回家再跟你妈要1块钱吧。”我摇了摇头，带着哭腔说：“俺家离这里60多里地呢。”说完，我恋恋不舍地朝柜台上的收音机看了一眼，接过钱，一扭头走了。“回来！”走出十来步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喊。转过头，只见卖收音机的那个姑娘朝我招手。“哝，收音机卖给你吧，那1块钱我给你垫上就是了。”我结结巴巴地问：“这、这、这是真事儿的吗？能、能行吗？”“当然是真事儿的啦！”
我满心感激地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等几天俺要把钱还给你。”“还什么还呢，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姑娘说着，帮我把包好的收音机套在了肩上：“快走吧，你妈在家等着你，还有60多里地要赶呢。”
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挺起胸，一字一句地对姑娘说：“你等着，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因为我是当妈的，天底下所有当妈的都一样”
当公路边上的树影倒向东北面的时候，我气喘吁吁地登上了上庄口子。约摸下午三点来钟，走到了金山寨汽车站。车站旁边有个金山寨饭店，炒菜的香味儿顺着风飘到了公路上。我坐在公路边上，倚着一棵大树直咽口水。“忍一忍，就要到家了。”我想继续赶路，却怎么站不起来了。我忙伸手扶住树，挣扎着站了起来，再次上路。当走到离家5里地远的酒馆汽车站时，我一腚坐在路边的大树下，再也走不动了。我倚着大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睁开眼一看，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大姨蹲在我跟前，左手擎着一个金灿灿的苞米粑粑，右手捏着一片厚厚的咸萝卜茧。我一时有些恍惚，想去接粑粑，手刚伸出又缩了回来。大姨朝公路旁的村庄指了指：“俺就是南面酒馆大队的。俺在家门口的菜园里干活看到你了，也‘瞅摸’你老长时间了。孩子，饿得走不了道了是不是？来，快就着萝卜茧把这粑粑吃了吧。”
我的鼻子陡地一酸，问道：“大姨，您怎么知道我饿了？”“孩子，因为我是当妈的，天底下所有当妈的都一样，哪个儿或女有了难处，当妈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听了大姨的话，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抽泣着双手接过粑粑和咸萝卜茧，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完了，顿时觉得浑身有力气了。这时，西边的太阳离山顶只剩下三四杆子高了。我谢过大姨，迈开双脚，急火火地往家赶。当我走到峒岭河的时候，看见了河对岸我那正在沿路寻找儿子的母亲。
回到家，我把大姨送我粑粑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高低要我去酒馆村认那个大姨为“亲妈”。都怪我忘了问那个大姨的姓名，酒馆村是个有着2000多人的大村，母亲领着我几次到酒馆村去认“亲妈”，却都没能找到那个大姨。
我们一家人也没有忘记牟平百货商场那个好心的卖货姑娘。凡是有人去城里办事，我们都会托人给那个卖货姑娘捎去她垫付的1元钱。可令人遗憾的是，每次人家都说找不到那个姑娘，钱，原样退回来。一年以后，我带着钱亲自去了趟县城百货商场，可找遍了商场，也没找到那个卖货姑娘。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是你的念想，是你的温暖。四十多年来，那个为我垫钱的卖货姑娘，那个送我充饥粑粑的大姨，一直记挂在我的心中。在我的人生里，她们是我心中永远不熄的灯，永远不灭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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