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渔业公司上全托
张宜中撰文/供图
在烟台这个港口城市，渔业公司是个特别的存在。曾几何时，渔业是这个城市的招牌产业之一，水产品的捕捞、加工、生产，蔚成规模。一提起渔业公司，老烟台一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印象。我母亲从就业到退休一直在那儿的联合加工厂理鱼车间工作，我的童年便与这个地方有了渊源。
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后称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属国营（国有）中央企业。先说说我母亲所在的理鱼车间，这里负责将捕捞船从近海或远洋捕捞回来的水产品，按照品种、规格、等级要求，进行冻结前的整理加工。
先水洗、分选，然后平整地摆放到一个个长方形的铁盘里，再称重、加水，在手推车上码上十几层，最后用电梯运送到楼上的冷藏车间进行冷冻。理鱼车间绝大部分是女工，车间设在海边，几个大门全部敞开，整天川流不息地上货，大风肆意卷入，双手整天不离水，那个滋味，可想而知。整理前，两人（有时一人）要将从渔船卸下的近百斤重的水产品搬上加工台。整理好的水产品，除了对虾装盘是轻量级的，其它鱼类每盘净重至少有四十斤，盘中还要加入一定量的水，这样就有五十多斤了。五十多斤重的铁盘，要搬起来一个一个码到手推车上，一个班次不停地这样搬上、整理、搬下，每人每天要搬动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的重量。这个让老爷们都打憷的工作，却被划为“轻体力劳动”。母亲和她的工友们练就了一手“门儿清”的技能：不同种类、不同大小的水产品分理后，每盘需要摆放多少条（只），打眼一看就有数。艰苦的劳动也使理鱼车间的女工们练出了一身的力气，厂里组织拔河比赛，她们时常夺冠，男职工们也佩服，说“这帮娘们不好惹”。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渔业公司就在西南河路东岸（今红利市场西边大门入口处），那里有公司办的托儿所，西南河路西岸三十米，即现在吉和园饭店处，便是渔业公司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幼儿园分全托和日托，因为我母亲要两班倒，父亲单位又远，很早我就住了全托。那个想家啊，刻骨铭心！天天数着天过，盼着星期六晚上回家，而到了星期一早晨，我总是磨磨唧唧或者哭闹着不愿上托儿所。当时我家住在三多街（建设市府小区时拆除），父亲抱着或背着我，一路哄着去托儿所，好不艰难。“文革”的头几年里，各派斗争激烈，为防闪失，渔业公司决定取消全托。一天晚上，我还在幼儿园酣睡，父亲来了，把我背回了家。从此我就改上日托了。后来，看职工们确实分身乏术无法照顾孩子，公司又恢复了全托。不过，父母看我哭闹得可怜，便没有送我继续全托。直到1975年加宽北马路，拆除了渔业公司幼儿园临街的房子，全托从此消失了。
那个年代，渔业公司在烟台的名气很大，公司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也响当当的，保育员素质、教育水平、食宿条件比烟台地区行署和烟台市机关幼儿园还强。各种活动也丰富，我们经常排着队，跟着老师到码头、船站、火车站参观，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参加市里的腰鼓、歌咏、舞蹈等文艺演出。
小时候，我经常跑到渔业公司联合加工厂玩耍。到码头上看捕捞船卸鱼，到冷藏车间的上冰天桥下，看冰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渔船，我仰头看着，嘴里数着“一块、二块、三块……”数着数着，冷不丁地传来一声呵斥，原来是保卫科的人来撵我了。我撒丫子就逃，转眼又来到加工厂的专用铁路上，爬进火车厢。那火车停靠在理鱼车间和冷藏车间之间，等待装货。一会儿，蒸汽火车头开来了，我兴奋极了，定睛看着工人往车厢里搬运冰冻的货物。当看到运往北京、济南等地的刀鱼有四指以上宽，再想想我们过年凭票供应只能买到两指宽的刀鱼（烟台人俗称“腰带刀鱼”），心里顿时不爽。当火车头拉着车厢离开时，我马上趴下，将耳朵贴在铁轨上，那滚滚的声音是那么悦耳动听，像是来自远方的召唤。而今，出于规划和建设的需要，这一带正在逐步实施拆迁。我心中惆怅，近来时常到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一景一物都能勾起纷繁往事。再过些日子，连这样的怀旧也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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