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他在东海关工作了六年
烟台故事■钩沉
魏春洋撰文/供图
1938年2月3日,日本军队占领烟台,开始了对烟长达七年半的法西斯统治。在此期间,近代海关元老王文举(王亚居)在东海关工作长达6年之久,最后官至东海关副税务司。他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下了其在烟台的这段经历,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东海关重要的历史资料。
虚与委蛇勉从虎穴暂栖身
日军对烟台实行军事占领后不久,就相继设立了如鲁东道尹公署、烟台市公署、警察局等地方伪政权机构。但烟台所有权力都掌握在芝罘陆军特务机关手中,由其“监督指导进行庶政”,并“组织之特别队维持治安”。不过,东海关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的唯一的国家机构,仍然照旧办公。这是由于一直控制近代中国海关的英国拿中国的利益作交易,擅自和日本签订了非法的关于中国海关的协议。协议规定,沦陷区海关的关税保管权由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控制,而行政管理权还属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因此,东海关还没有被日军控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为应付时局,1938 年2月,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启用已退休的日人籾仓作助氏(S.Momiku-ra)为东海关税务司,并添派美籍帮办孟德理(D.B.Monroe)为额外副税务司,协助办理英文文件。但东海关与芝罘陆军特务机关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在王文举来东海关工作之前,1938年9月29日,东海关就因照章处罚渔轮载货事件,地方警察将东海关副税务司刘秉彝扣押数日,经伪海关监督公署鲍沧贤科长力保获释,以后乘机逃沪。其它关员亦恐受株连,也都先后请假去沪。
1938年11月,辽宁人王文举从安东关调到东海关,担任额外超等二级帮办。为“融洽地方关系”,王文举的老同事、东海关税务司籾仓作助(籾仓作助氏曾与王文举在安东火车站分关同事两年)带他前往拜会烟台地方伪政权的高级官员,如日本特务机关长武田确忠、特别队长徐瑞卿、日本领事及居留民会长、鲁东道尹兼烟台市长张化南、警察局长耿乃熙、商会长邹子敏等。在这些日伪官员中,特务机关长武田确忠曾经在东北混事多年,特别队长徐瑞卿是辽宁省海城县人,均与王文举“有同乡瓜葛,所以彼此之间,能够多有谅解”。此后,关于地方之一切应酬事务,除重要者由籾仓出席外,均由王文举前往参加。因此,海关与日方官民之关系,自此以后日渐改善,日本驻烟台领事也将王文举列为“亲日人物”。但在王文举看来,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实则血海深仇恨之入骨,因投鼠忌器,不得不虚与委蛇耳。”王文举到任后不久,就遇到一个难题。一天,接特务机关通知,命令东海关派员二名“参加倒蒋反共游行,并沿途演讲云云”。对于派员问题,东海关各课主管均推诿不前多方规避。这也难怪,因为此种活动违背良心,且沦陷后的烟台大街上遍布便衣游击队,游行人员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如果不派人参加游行,则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招致祸患,对于海关前途不堪设想。
最后,“幸征得某方谅解,仅派工友二名,敷衍了事未起事端”。
逆来顺受东海关屡次受辱
在沦陷后的烟台,东海关与日本特务机关相处并不和谐,时常存在冲突。王文举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两次游击队与东海关关员合谋夺取武器的事件,结果导致日本特务机关与东海关的严重冲突。第一次是“同年初夏某大风之夜。游击队藉天时之掩护及少数水手之内应,潜登停在港内海关巡缉舰‘海澄’号。首先制服值班人员,加以捆绑,然后将舰上武器,包括枪械子弹,悉数劫去,事后特别队予以追击,夺回子弹两箱”。根据东海关史料记载:“1939年5月8日,东海关关艇‘海澄’号水手张玉琨等用救生艇将13支枪、7813发子弹运出,以支援抗日游击队,有力地充实了抗日武装力量”。这则记载也证实了这一事件。此事发生后,日方哗然,众口一词,认为海关船员与游击队勾结。遂将所有船员,除日籍舰长外,拘捕审讯,严刑拷打。王文举同东海关税务司籾仓为此不幸事件呼吁,多方奔走,终将无辜船员释回。
第二次是同年旧历端午之夜(时间应是1939年6月21日———笔者注),“有少数海关巡缉队员,将库中封存来福枪及弹药(在日军未登陆前,因恐武装关员与日军有冲突之虞,将所有武器均加封锁)与游击队合谋,突破仓库,劫持远扬”。前一次事件稍稍稳定,又再次发生同样的事件。地方军警又将海关员役逮捕多人,严刑拷问。王文举同籾仓又向各方奔走,设法营救。
在日本军队的严密监视下,居然连续两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日本特务机关极为震惊,海关成为众矢之的。“此后海关处境,至感困难”。特务机关长也认为“籾仓是一匹老马,既不能拖车,又不能识途。以海关为新秩序之毒疣,必须铲除”。言出未久,即见诸行动。
一天早晨,王文举正在工作之际,突然有一队日本海军将整个海关予以严密包围。另有日籍警官率若干警察,从海关码头起,逐室检查,所有人员不得擅动。时至中午,“除外籍关员外,不准散值,亦不准越雷池一步”。至午后四时,才检查至王文举办公室。在未到之前,已令将保险柜、各书橱启开。待检查的警官来到后,“发现是熟识的日本人某,稍寒暄后,即令免查辞去”。此时王文举的保险柜中有汇丰银行存折一册,未被发现,可算幸运。
对于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东海关几乎所有一般员工都义愤填膺,认为是奇耻大辱,“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税务司籾仓氏“老成持重,炉火纯靑”,对于日本军队的无理措施,尚能安之若素,不动声色。“逆来顺受,籾仓有矣”。
此后,东海关向日伪政府各方面人士表白无辜:“除极少数不良分子外,余皆奉公守法,洁身自好,为国努力,增裕税收”。并为联络感情及调整公共关系起见,设宴款待各有关机关及其首长,彼此交欢,才尽释前嫌。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再无发生类似不快事件。
兵连祸结英美关员成楚囚
在王文举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最终全面控制东海关的情况。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署被日伪占据,原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等英美籍海关要员被逮捕囚禁,总税务司由日人岸本广吉担任,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被日本控制。除总税务司日人岸本广吉系原有关员外,其它海关重要官员统统由日本派来,且多数为日本税关之低级关员。从此,中国出现了两个海关:沦陷区海关和国统区海关。这两个海关都是由既有海关人员充任,而且都宣称自己为合法的海关。
在烟台,12月9日早晨,“日军来关,将英美籍关员悉数逮捕”。当时东海关代理副税务司福兰肯(H.G.Franken-berger)也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我在通常的上班时间到了办公室向税务司籾仓作助( Momikura) 先生报告,告诉他战争开始了,我们俩的国家开打了。他明显地感到不自在并和言悦色地告诉我要销毁可能存放在我家和我的办公室中所有‘有牵连’的文件”。福兰肯还提到“籾仓先生对美国和英国职员所表现的善意和他所尽的最大的但最终失败的努力———他把我们从拘禁中释放并且改善我们在狱中的情况,这无疑表明他决定站在中美英这边,而这也导致他被同胞怀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东海关中之重要位置,均为日人所包办”。东海关也出现了不少日籍关员,他们是从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派来的。对于这些日籍海关官员,王文举认为他们“除佐岛忠夫尚不无见地,不失为可用之料外,余皆庸庸碌碌,非肺痨三期之病夫即贪色好酒之小人,非下角次货即韈线劣材”。
1942年初,芝罘陆军特务机关将日本税务司籾仓作助调往天津津海关,佐岛忠夫接任烟台东海关税务司。佐岛忠夫是日本外务省出身,曾在外交界服务多年。佐岛忠夫“接任之日,即喝得酩酊大醉。怪态惊人,令人望望然欲去之”。自1943年以后日军节节败退,佐岛闻日本海军覆没,即辞职回国。东海关税务司由饭田谦继任,饭田原来只是日本神户税关之普通官,后逐步递升为高等官者。
顺势而为税务司金蝉脱壳
王文举在在东海关先后担任额外超等二级帮办、超等一级帮办、副税务司,工作时间长达6年零3个月,烟台这座小城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地方人口不过十余万人,而有基督教会十六处之多,毎值礼拜日,辄闻钟声洋溢,音调铿锵,令人有和平安舒之感。民风笃厚,熙攘往来,物价平实,土产丰富,以海产、水果及洋酒为最脍炙人口,亦有口皆碑。春季南山有桃梨花会,暑期海滨有游泳浴场。烟人苦嗜京剧,不惜重资,礼聘名伶前来献技。海关宿舍建在风景区之北山上(即烟台山),与各国领事馆为邻,前有花园,可以观海,可以休憩,后有菜园,可以躬耕,可以悦口。”
日占烟台期间,尽管王文举经历诸多屈辱,但作为东海关高层,在生活上还是很优越的。“宿舍宽敞豪华,关佣殷勤服侍。当时通货,虽日渐贬值,尚能充分维持与供应。即在抗战末期,于物资百般缺乏之际,亦未受任何影响”。对比以前工作过的安东(丹东旧称),他认为:“安、烟两处之风俗人情亦约略相似(因安东民众多系山东移民),但烟与安较,终胜一筹,两者不可得兼,宁舍安而取烟也”。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1943年末,王文举接到洛阳税务司李桐华(东海关第一个晋升较高职位的华员,1933年担任过威海分关副税务司)的信:“略谓奉海关税务司令饬,凡官等在副税务司以上者,统限于33年(即1944年)底以前,速赴自由海关报到,不得延误云云”。
此时,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丁贵堂、副税务司刘秉彝等早潜赴重庆。此时的王文举“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决定逃离烟台,前往国统区。
为顺利脱身,王文举进行了多方打探,对如何离开、如何安置眷属及如何前往内地等进行谋划。1944年初,他曾“请同仁中东北同乡吴永泉君,代为探询前往自由地区之途径,以便准备动身前往。但未得要领”。直到1945年元宵节之夜,王文举以“登轮送学生赴津读书”为名,乘机登上“北铭号”轮船前往天津。然后又从天津转乘火车到商丘,再乘架子车至界首,最后辗转进入国统区。
经历了6年多沦陷区的屈辱生活,王文举最终获得了自由。
日本军队在烟台山上
在烟台街头荷枪实弹行进的日军
左、右图为东海关税务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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