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晚报烟台市芝罘区文联 主办芝罘区作协 芝罘散文学会 芝罘区诗歌学会 协办 我的芝罘邮友 林卫滨
上世纪80年代初，因“文革”被禁锢了十几年的集邮活动开始在全国复苏。集邮是一个需要交流、互通有无的大众爱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经率先成立了集邮协会，烟台当时还没有集邮方面的组织，但烟台的集邮爱好者已经按捺不住了。以王其富为首的一批芝罘集邮爱好者，以烟台市工人文化宫为依托成立了烟台市工人文化宫集邮小组，芝罘早期的一些集邮爱好者都是它的成员，像唐辉、王景文、刘方明、赵克彩等，这批早期成员后来成为了烟台集邮活动的中坚力量。1982年国庆节，文化宫集邮小组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国庆33周年邮展，这也是烟台历史上首次集邮展览。
那时我刚刚开始集邮，正在读高中，费尽周折只攒了几十枚信销票，也没有见过多少邮票，知道这个消息后，自然激动万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烟台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从小也没到过几次烟台，更不知文化宫在哪儿。国庆节那天，父亲让本村的一个姑姑带着我，坐车来到烟台，下午定好时间，我们再一起坐车回家。
当年邮展在文化宫东边的一楼举办，大约展出邮票三十多框。那时也没有现在的标准展框和什么邮展规则，就是用稍大的镜框，把邮票按套贴上去，挂在墙上。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邮票，真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也能集到这么多的邮票就好了！
当时流行收集纪念封，中国集邮公司发行的系列纪念封，我陆续收集了一些，但早期的几枚一直没有集到，但那时候信息不畅通，交流也不方便，少这几枚，一直是个心病。我想起了集邮小组负责人王其富先生，就冒昧地给他去了一封信。王先生虽然与我并不相识，但马上用挂号信把我所缺的几枚封寄给了我。
王其富先生一直热心烟台的集邮活动，2004年后因身体原因不再参加活动直至去世。但芝罘的邮友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邮友”，2017年在其生日那天，特意举办了追思会，还专门印制了一枚纪念封。
1982年，国家为了扶持刚刚复苏的集邮活动，发行了一批盖销袋票，每袋20枚，就是把邮票盖上邮戳后，以低廉的价格供应给青少年，当时发行了不同品种的两袋。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马上给当时的市邮票公司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得到这套袋票的迫切心情。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除了鼓励以外，答应供应我这套袋票，回信人是王培娟。后来知道王培娟老师是当时集邮门市部的负责人，至今我还记得王培娟老师那帅气漂亮的字迹。几年前，烟台集邮联谊会搞活动，王培娟老师拿出烟台早期的纪念封片戳，无偿支持有关展览。
芝罘最初的邮票交换场所在烟台山下的老邮局门前，每到星期天能聚集二三十人。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福山到芝罘一张车票要两角钱，省下的车票钱差不多够中午一顿饭钱了。在那里我也结识了许多芝罘邮友，于建国就是其中的一位。
于建国与我岁数相当，记得他的通信地址是北大街烟台面粉厂，我们常常通信联系，互通有无。1986年是虎年，发行虎年生肖邮票，我想收集一版虎年邮票（80枚一版），于建国邮友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费尽周折，帮我凑了一版虎票，并亲自送到了福山我工作的镇政府。那天我正好有事到村里去了，他便给我留了便条：“邮票送来了，听说你到夏村了。”我们一般把到村里开展工作称为“下村”，建国误为“夏村”。与于建国邮友也有近30年没有联系了，以后芝罘的集邮活动也再未见他的身影。建国，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位福山邮友吗?那时的邮友之间都是以诚相待，能够结识相同爱好的朋友，都十分珍惜，无不秉承集邮增知、互通有无的原则。
常联系的芝罘集邮前辈还有赵克彩老师，他当时的通信地址是四眼桥干休所，我们常通信联系，我也委托他帮忙购买一些邮品。当年可供选择的邮品品种并不多，有一段时间我对邮资封片感兴趣，赵老师收藏有不少，我常感叹：何时也能收集这么多？他鼓励我：你年轻，慢慢来，一定会的！还赠送了几枚邮资片给我。1986年发行的JP6《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邮票展览》明信片，因为发行量少，是纪念邮资片里的龙头品种，我手里的十枚就是赵老师帮我买的。1990年为了纪念香港中银大厦落成，发行了一枚纪念邮资明信片（因出错被称为“中银错片”），因英文出现问题取消发行，所有售出的片要收回。这种因错收回的邮品，因存世量稀少，事后都价值不菲，像大家都熟知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赵老师当时购买了十几枚“中银错片”，如果找个理由私自留下几枚也是无法追究的，但他都按要求一片不少地退了回去，
赵老师收集有几本解放区邮票，30年前我曾到他家里欣赏过，邮票放在一个靠墙的小保险柜里。谈起邮票，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不知不觉过了中午，我要请老人一起吃饭，起初执意不肯，直念叨“我们是客人”，好说歹说才勉强同意。
王景文老师也是我敬重的芝罘集邮人，他的事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几十年来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惠我邮识，有求必应。大家都尊称他“王老”，我说：“还是叫您王老师吧，这样称呼亲切，没有距离感。”
我的《烟台邮话》要出版了，需要有个序言，王老师自然是最佳人选，但我知道，因身体原因，他近年很少动笔了。不想我刚提了个头，王老师就高兴地应承了下来。
2005年，王老师与哲夫合著的《烟台旧影》出版，因装帧精美，定价较高。当时我要付书款，他说啥也不收，最后我把书款放在窗台上才急忙抽身。多年后，他还一直记着此事，而王老师的许多专著都是免费赠送我的。
为了支持烟台的红色文化建设，老人多次捐献自己的多年收藏，各地邮政博物馆也多有捐赠。他多次和我说：“卫滨，我的邮品，有你需要的尽管拿！”但我知道每件藏品都是与他有感情的，他几次拿出所藏，让我挑选，我都婉言谢绝了。但年前老人执意送我两件藏品，一件是民国初年的《烟台电话号簿》复印件，一件是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号北京出版的《正宗爱国报》，其中有孙中山到访烟台的原始报道。他说：“这两件东西你一定要收下，在你手里会发挥更大作用。”
还有90高龄的刘方明老人，也是大家熟知的芝罘集邮热心人。前几年，她把多年收集的封片拿出来，无偿支持一些组编邮集的邮友，还拿出一些邮品拍卖，把收入用于芝罘一些民间集邮组织的活动经费。她还嘱咐集邮联谊会的负责人，让我在他拿出的封片中随便挑选一些。
刘方明老人也得到了烟台邮人的爱戴，大家以助印的方式帮助她出版了其人生、集邮回忆录《方明人生路》一书。年前，我要把《烟台邮话》送给老人，但大家告知，老人已经糊涂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
我集邮快四十年了，交往了许许多多的芝罘邮友，有的已经作古，但老一辈芝罘邮人的风范至今难忘！我也在不断结识新的芝罘邮友，愿良好的集邮传统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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