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芝罘59年 “我与芝罘”征文

烟台晚报 2019-03-11 09:43 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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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

我来到烟台芝罘区已经59年了。我是烟台户口,地道的烟台市民,虽然我自小在南方长大,但没有人敢对我说“你们南方人如何如何”,因为我马上会顶回一句:我在烟台居住的时间肯定比你长。

1960年,我从一所工科大学毕业,被分配来烟台工作。特别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个人的选择,那时的口号是服从分配,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烟台来的前夜,有熟悉烟台的人告诉我,烟台是一座海滨城市,当你坐火车,看见四座并排的大烟筒,就是烟台到了。火车开得很慢,半夜在蓝村站转向北行驶,感觉身上越来越冷,迷糊中好像火车开进了海里,天亮时果然看见四个大烟筒,烟台到了!我顿时睡意全消,下车时只嗅到阵阵带有腥味的海风。

我报到的单位是位于大马路旁边的一所学校,学校马上要开的科目还没有老师,就等我们来开课。当三轮车停靠在校门口时,学校有人出来迎接,喊道,新老师来了。路过正在做课间操的学生队伍,学生看见了,说,这些新老师真年轻!后来我才知道,学生们的年龄和我差不多,还真有比我大的。我对“老师”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好几次以为是在叫别人,但是对于“师”字卷舌的荣成发音觉得很好听。

一报到就安排了任务,我要带一个班的学生下厂实习,在厂里和学生、工人同吃同住,睡在一个大车间改的、有将近100人睡觉的宿舍里,宿舍里白天黑夜只亮着一盏100瓦的大灯泡。实习了大约一个月,撤回学校马上就讲课。因为是学校新开的课,以前无人讲过,无人指导和帮助,于是我备课、自画挂图、准备教学资料、练习口语和板书,晚上常常加班。

不久,学校宣布停课救灾,我跟着一位本地职员去西沙旺捋槐树叶,两人一组,中午饭是一个槐树叶窝窝头。后来经济形势更严峻,学校临时疏散,“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学校几个专业技术教研室的老师全是二十几岁的南方人,没有结婚,在烟台无亲无友。学校借来了两辆汽车轮子的大马车,只在晚上使用,去初家拉大白菜。四人一组,天黑出发,经过一整夜的拉车,天亮时回到学校,卸车交车睡觉。回程时,每次到达清泉寨一个高点,路边有一个小破庙,我们即入庙内稍作休息,躲避风雪,擦汗取暖,吃掉带来的一个捏不成团儿的树叶窝窝头。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滨海路和金沟寨立交桥,到达金沟寨坡底时,前面一辆车停下,等待后面的车到达,八个人一起用力将两辆车推到顶。拉车持续了好长时间,此外还在南上坊山上开荒一段时间,这些都成了记忆。

学校送走了两届毕业生,到1963年“下马”了,人员解散,工作不好安排,工厂也不要人。后来正好有一工厂调去一位厂长,他要整顿厂况,要“科班”出身的技术员,把我调过去了,从此我就开始以后的工厂工作和生活。虽然后来我在工厂也当过教师,但终是工厂企业职工的身份。

我的行李很简单,借一辆自行车一次就通通搬过去了,到厂里睡在几十人大通铺的车间里。后来领导照顾我,叫我搬到办公室睡,在自己的椅子后,靠墙的地方,用木板搭个铺,白天上班把铺盖卷起来,晚上摊开睡觉。有炉子可以取暖,有电灯可以加班或看书学习,还可以下班后给厂看门。

这个厂职工不多,却有一批过去在东北工厂做工的老师傅,还有一批努力钻研技术的年轻工人,我们在一起试制、仿制新机器。厂长叫我和工人好好结合,向他们学习工厂经验,叫我去当钳工、车工,发给我相应的劳保装备,吃相应工种的粮食定量,自此我每天就吃饱饭了,不用为饭票吃不到月底发愁了。我也在平常工作中讲解技术原理、数学计算、图形轨迹等,不拘形式,和工人们熟悉了,他们常约我休假天半夜去三里桥赶海,扛着自行车渡河,去绍瑞口买好吃的便宜苹果。有部队在海沿“武装泅渡”,并不认为我是“臭老九”。

1965年,厂长为我在西大街找了一间半房,九平方米,是烟台的旧民居,我算有了自己的家,不在厂里住了。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住校,离开父母,而且离故乡越来越远,从南方来到北方。有了这小旧房后,厂里的工友,男女老少都有,心地善良而热情,纷纷来我家教我发馒头、包包子,擀面条等,他们说,你们南方只吃米饭,多单调啊,我们烟台有包子、饺子,多丰富啊。遗憾的是,他们包好后没吃就都走了。因为当时我还没有锅灶,只有个用铁桶自制的煤饼炉,上火慢。等有了锅灶风箱、全套炊事用具,又是好几年后的事。

我们厂原先是给烟台市一轻系统维修机械设备的,也仿制许多通用后方设备给一轻系统各厂使用。随着生产的发展,我几乎跑遍了一轻系统各厂,包括后来分离出来的张裕公司、钟表公司,熟悉各厂里的大多数机械设备。我们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技术力量增强,我随着厂的发展也成长起来,这是我的母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受到鼓舞,干劲更足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已能自行设计制造整台的液压半自动专用机床。可惜的是,我们厂在上世纪90年代走向了衰亡。

上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两位同志曾对我们青年学生提出要求:要健康地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50年。母厂关门20多年来,我到处打工,先后去了15处地方,工作多种多样,到最后一处时,已超额完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50年”这个目标。我仍然在芝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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