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被就业了
高守莲
突然被就业了
1970年12月15日，烟台正淅淅沥沥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东方红中学首届九年制的高中生正在进行着野外拉练活动，刚走到南山脚下，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停止拉练，即刻返校。全连五个排（当时按部队编制，级部为连，班级为排，小队为班）按现有队列向后转，原路返回。队伍到达学校操场列队时，小雨也停了。我那时有严重的胃病，走路急了，大口的酸水往上泛，就蹲在旁边的树下呕吐。工宣队领导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等回队列时，同学们告诉我：“第一个就点了你的名儿，快到那个举手的高个儿男的后面吧。”我稀里糊涂地走过去，看到五个排都有同学在那里，就站到了队伍后面。
很快，两列队伍分别被带走，我们这一列大约三四十人，被带到了位于北大街的蔬菜公司。后来才知道，另外一列队伍被带到了食品公司。
当时正值“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运动，主要在商业系统开展。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坏境下，社会上普遍重工轻商，就业到工厂特别是大国企的很荣耀，我们就很自卑。
来到蔬菜公司后，领队把我们带到后院的会议室，里面已经有分配来的四中同学提前到了。军代表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番公司的情况，便进行动员：你们是从学校选拔的优秀学生，直接选派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占领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在这里先办四天学习班，结束后，你们要作为国营职工派到合作店，去改造那些小商小贩。
于是，我们每人领到一套红皮的《毛泽东选集》和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每天学习“老三篇”，记笔记，谈心得。革委会领导还给我们大讲特讲沈阳李素文从菜店售货员当上劳模和人大副委员长的励志事迹，鼓励我们“扎根菜店闹革命，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最后一天，分两个组表态，选出两名同学，用大红纸毛笔抄写提前拟好的决心书，每人签名后，贴在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
学习班结束了，我们被分别安排到二马路、致远街、海港路等十几个合作菜店。这里的员工全是五六十岁甚至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大爷，有的老太太还是“解放脚”（裹脚后又放了）。工作服是清一色的粗布蓝大褂反穿衣，卖鱼的再加个黄色大油布兜、两只油布套袖、黑色高腰胶鞋，鱼鳞粘在上面，腥呲呲、脏兮兮的。尽管那个年代的衣服比较单调，但量体裁衣，学生服、中山服、列服、便服等也是因人而异，很得体的。让我们这些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伙子穿蓝粗布反穿衣，谁愿意呢？
晚上回家，我不吃不喝不睡觉，眼泪直流。长辈心疼，劝我先吃饭，奶奶说：“不愿去就不去了！”妈妈说：“不去，以后就没工作了。”爸爸说：“去吧！妈妈说得对，档案已经去了蔬菜公司，不服从分配以后就再也不能就业了。还是去吧！别忘了中国有句古语：‘行行出状元\’，就看你有没有真本事！人家时传祥掏粪都能与别人不一样，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商业见识广，锻炼人，本事硬一样有前途。”
听了爸爸的话，感觉有道理，第二天我就与同学们一起上班去了。
卖菜的女孩
被安排到二马路合作店的有十几个人，我们跟着二马路合作店党支部副书记李茹昌走。他是南方人，抗美援朝转业干部，被誉为“神枪手”，没什么文化，人和蔼可亲，分配上岗很随意，除了把男同学分配到肉组，调料组、菜组女同学随意选。
就这样，我和肖、祝，三个十六岁的傻小幺，成了二马路总店的菜组售货员———这可是菜店唯一露天工作的岗位。
二马路菜店，解放前是一处土地庙，“土改”时被拆，公私合营时，二马路菜店只有靠东的五间北屋卖肉和调料，鱼组设在窗外有下水道的地方，随进货随卖。菜组就在土地庙原址、依靠北面邻居的院墙，搭了一个三面无墙的油毡纸大棚。春夏秋三季还好，菜随进随卖，冬天就有点遭罪了。那时冬天没有大棚蔬菜，供应的都是传统耐储品种：土豆、萝卜、洋葱、白菜和大葱，偶有点儿越冬菠菜和韭菜，基本都是凭票供应。生产队送菜一般是马拉车，一个大柳条筐一米三四长，五六十厘米宽，能装二三百斤菜。光是抬筐的木杠子，直径就有十多厘米，一筐菜，得好几个人抬。
冬储菜集中供应，卸菜时，那叫一个忙活！二三十斤一棵的毛白菜，接力传递、码垛，干一天，到晚上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了。卖完供应的冬储菜，会剩余一些，大葱不怕冻，就丢在雪地里；大白菜就得用好多层棉被覆盖。
我们售货员露天站柜台，毛衣毛裤套棉袄棉裤，加一双大棉靴，再套上蓝粗布反穿衣，那个臃肿啊！可惜当时没有留下照片。我们爱美又害羞，无视菜店的规定，再戴上毛线帽和大围巾，外加一个大口罩，只露一双眼。戴手套卖菜不方便，女孩子们的手冻得像胡萝卜。而那些乖乖听话、没戴口罩的女孩，脸腮全都冻上了紫疙瘩———那时的气温可是比现在要低啊。
第一天站柜台，就遇上一个颐指气使的老头儿，他挥舞着拐棍指着我，让我拿这拿那，搞得我心里很不爽，一气之下，我一把夺下他的拐棍：“你这是什么习气！不尊重人！”他一脸傲慢：“你不就是个卖菜的吗？要为人民服务！”我马上给他怼回去：“卖菜怎么了？拿拐棍指人———你算人民吗？不道歉我就不伺候你！”他一扭身，气乎乎地找李书记告状去了。李书记走过来，要我先把拐棍还给他，我不服：“地主资本家拿拐棍侮辱人！他侮辱我，不道歉别想拿回去！”
李书记见我上来犟劲了，也没办法，转脸笑呵呵地对他说：“别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啦。”那老头儿无可奈何，说了句：“好厉害的小姑娘！我错了还不行吗？”
于是，我把拐棍还给了他，但赌着气，到底不肯卖菜给他。末了，李书记找张桂兰大娘打点了他。
练出一身真本领
转眼就到了1971年的春节，要开卖年货了。已经完成了秋菜供应任务的菜组，自然成了春节物资供应的主力军。肉组每人加供一斤猪肉，调料组加供每户二两海米，一两花椒、大料，半斤苏打、碱料，二两香油，每人加供半斤花生油、一斤豆腐等。鱼组每人供一斤刀鱼或偏口，剩下的，每户供应半个猪头、半个劳板鱼干的任务，就是菜组的事儿了。
我们仨小幺可有的忙了！天不亮，我们就一人拖着一辆地排车，或骑着三轮车，顶风冒雪去进货———到渔业公司西沙旺仓库进劳板鱼干，到食品公司西郊仓库进猪头。遇到上坡，先停下两辆车，三个人齐心协力，连推带拽，把车拖到坡上，来回要折腾三次；遇到下坡，就得一个人踩在地排车后面，前面一个人驾辕，一路下来，胳膊疼得呀，抬不起来，车溅起的雪灌进棉靴里，把脚都冻了。
劳板鱼干和猪头，每户只供应一半，所以，进货回来，我们还得用铡刀劈成两半。小女孩儿哪会用铡刀啊！幸亏那些“正在接受改造”的小商小贩们得心应手。他们大都没有文化，但称秤、算账，个个是好手，秤杆一撸，账就随口报出，一点儿不打哏。还有的打算盘打得如行云流水，简直特有美感。他们也能吃苦，也能说会道，真是做买卖的行家里手。但我们这些小青年严格按照军代表的要求，跟他们保持距离，只跟他们学业务。
春节物资供应期间，分工不分家，下班后，菜组的要帮助调料组包包儿（打包装）。那个年代，还没有塑料袋这种东西，而是根据需要，将大纸张裁成不同规格的正方形小纸，包苏打、碱料、花椒、大料、海米、红糖等，包的小包，棱是棱，角是角，方方正正像小砖头。现在来看，既美观，又环保。那时经常搞业务“大比武”，诸如捆瓶子、包包儿、口算账等等；卖肉、卖豆腐的，要练出“一刀准”；卖菜的，练出“一抓准”、账目一口清。菜店的售货员，没有熊的，人人练就了一身真本事。所以说，我们那个时代走出来的菜店售货员，当改革开放初期下岗失业后，几乎没有人观望等待，几乎一刻也没耽误，第二天就走向市场，或自己干，或给人打工，不仅吃苦耐劳，经营也灵活，许多人最后成了老板，做大了事业。这是后话了。
形势的变化很快，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一时难以接受。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地方政府机构慢慢恢复，当初我们这些到合作店“占领阵地”的国营职工就惨了。因为劳动局规定，在合作店工作的按大集体编制。人家“老三届”从街道就业，全部到了国营菜店和公司仓库，属于国营编制，可怜我们这些从学校直接分来的小同学，身份变成了大集体，在工资和转干、提干方面遭遇了不公平待遇。一时间，有关系的纷纷跳龙门，没关系的只能随遇而安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双向选择，个人只能服从命运的选择，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现在我退休了，回想起当年这段经历，有感慨，也有感恩。不公平的境遇，并不总是糟糕的，它会促使人更加努力学习真本领，进而看淡一切。命运很公平，当年这些经历最终成了我的宝贵财富，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绝不会叫苦叫累，只会千方百计去克服。感谢劳动，感谢艰苦，感谢菜店，感谢那些实践中教我本领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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