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 经历的高考
YMG记者孙长波
2018年高考落幕10多天了，学子们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等待考试成绩的公布。而在40年前，也有这么一群怀揣梦想、青春激扬的“年轻人”，是他们揭开了中国高考恢复的大幕。自1977年年末恢复高考，1978年全面恢复高考到现在，已是40多个年头。在这40多年当中，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考试人群、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试方式、招生体制和方式，几多变迁，几乎每一年度的高考相关规定和制度，都与上一年度有所差异。但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不变的是一个又一个改变命运的梦想。
1977年高考没有复习资料，没有老师辅导
柳新华读书的中学是当时的福山四中（高疃中学），中学课程当时除了学习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外，还有大量学工学农内容，记得在学校学过开拖拉机、学过种小麦、学过苹果树修剪，甚至学过如何种大白菜。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已是1977年11月份，已经毕业5年的柳新华决定试试。他从初中到高中的课本一本不缺地保存完好，就放在自制的简易书架上；同时柳新华还借过本村一位“老高中生”的课本和初中物理老师的大学课本偷偷自学过。另外，从回农村到民办教师，再到人民公社，柳新华一直在写东西，书本、报刊与文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如果考理科自己感觉没有把握，如果考文科，还是信心满满的，尽管历史和地理以前压根儿没学过，需要从零开始，但心里并不打怵。只要手头没有很急的工作，我就离开办公室，到公社的宿舍学习。但不敢离开公社，怕有事找不到人，让人说闲话。复习最大的问题是根本就找不到复习资料，不像现在这样复习资料满天飞，当时可谓一纸难求。这里要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封永祥、刘桂珍、赵锡山等几位老师，他们不知从哪里搞到几份珍贵的油印复习资料，找人陆续捎给我。”已经退休的柳新华在《难忘的一天》这本书中如此描述。
1977年12月9日—11日，柳新华走进了高考考场。9日上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的是毛主席逝世那一天，后来好像听说多数人都选的是这一内容，因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刚刚去世，举国悲痛。但是，那一天却实实在在成了我和许多人难忘的一天。9号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10号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数学。11号加试英语，不计分，好像多数考生没有参加。”
考试结果一个月后公布了，柳新华过了分数线，随后参加了体检。量血压，测视力，查鼻腔，试听觉，听呼吸，裸身检查与参军体检无异。但是因为填报志愿不服从调剂导致第一次高考失利。“当时填写志愿与现在的不一样，是老早在考前就填志愿，而不像现在这样考完才填。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样，也不知有哪些大学适合自己，甚至连本科、专科和中专学校也分不清，更不了解什么学科社会急需、什么专业属于热门了，当然也就不知道高考志愿该怎样填报。于是，就找老师同学参谋，其实那时的老师和同学也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又过高地估计了我，我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1978年高考，“老三届”和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机会
要不要继续高考？柳新华还在犹豫时，母亲的行为促使他迅速决定。从参加第一次高考进入复习开始，每天早晨起来，床头总有母亲送来的两个热气喷香的荷包蛋，每每如此，柳新华多次推辞，均告无果。落榜后，母亲从未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只是说，别泄气，只要往前走，哪儿有过不去的坎。看到柳新华熬夜，母亲依然会在早晨送来两个荷包蛋。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一天早上两个鸡蛋是很奢侈的，连年迈的父亲和年少的弟弟都没有这个待遇。柳新华下定决心，再考一次。
197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同时，这年也是给“老三届”和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机会，1979年开始就以应届生为主了。7月20日—22日，连续三天考试总体上还算顺利。“后来我完全想不起来这年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同学询问，才想起作文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回忆当时写得很轻松。”柳新华说。
一天柳新华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到他，焦急地说，福山四中的封永祥老师刚才到家来，给了一封信，你快看看吧，说是什么录取通知书。“母亲虽不识字，但明白这封信关乎我寝食不安的期待。”“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不敢当着母亲的面拆开，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我成为烟台师范专科学校1978年扩招进校的最后一批学生。虽然是一所专科师范学校，但我认为这就是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大学。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等通知书的日子里，母亲怕我着急上火，每天晚上都想方设法改善生活，而我竟浑然不觉；封永祥老师常常骑自行车到30多里外的县城，去县教育局打听我的录取消息，那天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便直接骑车送到我家里了。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怎样才能报答你们？！我的母亲和封永祥老师都已过世了，真正是恩德重如山，三生难报答啊。”
这就是柳新华参加的难以忘却的、梦想成真的1978年高考。背景：据烟台师范专科学校的老师回忆，1977年、1978年两批高考生都是在1978年入学，只不过一批是在3月，一批是在10月。这两批考生年龄差别很大，年龄最大者32岁，年龄最小者15岁，是应届毕业生，相差17岁。77级学生中女生很少，大都是男生。他们都已结婚，对象大多是农村妇女，有的已有两个孩子，他们有的当民办教师，有的在非教育岗位上干临时工，还有的务农种地，思想压力大，经济负担重，高考前都经历了一场异常艰难的复习拼搏。因为77级从得知高考的信息到12月9日考试，这之间只有几十天的时间。
1981年先预选，再报志愿，最后出成绩
“应该说高考政策变化的年份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政策也大多是由上而下，作为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和学生了解很少，我当时甚至连专科、本科都分不清，高考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目的，考上学，吃上国家粮，离开天晒地烫的农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孙宏依稀记得当年的时光。“我们高三当时是6个班，5个理科班，1个文科班，其中一二班是招远县的县重点班，这两个班只有一个同学预选没有选上。普通班没预选上的人偏多一些。”孙宏说。“当时学校安排的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县城招远宾馆，住的是大通铺，很简陋，就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防雨布，吃是自行解决，大家都带着干粮。我记得那几天特别热，可能也有紧张的原因，晚上睡不着，早晨三四点钟大家就都起来了。”孙宏说。“以后的很多年，招远二中的考生也大部分住在招远宾馆，后期有部分住在金城大酒店，那个时候条件好多了，标准间带卫生间。但是许多来自农村的考生考虑到费用问题，寄住在招远城里的亲戚家里。”来自招远的考生对当年的高考印象一直比较深刻。
恢复高考之后，最初实行的都是高考前填报志愿方式。那时候，考生先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平时学习成绩填报志愿，然后参加高考，高校根据高考成绩进行录取。
不管上什么样的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学历，只要考上了，那就是国家干部，就可以吃国家粮了。“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不同行业、不同学历的工资水平差别不大，干什么，什么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非农业户口。我看好的有两所大学，一所是公安大学，另一所是铁道学院。公安大学神气啊，考上了没人敢欺负，铁路是‘铁老大\’。但是当时先报志愿，为了稳妥没有报这两所院校，我听家里的一个亲戚说，山东农业大学的农经专业分配很好，最差分到市里，而且农业类、师范类、军校类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贴。我报考了山农大。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的分数高出本科线30分，在学校排名第16，如果当初报考那两所大学的话，希望是比较大的。”背景：1980年，外语考试成绩，按30%计入总分，专科学校仍可作为参考分。1982年，外语成绩按70%计入总分，从1983年起，100%计入总分。
从1981年开始，高考预选正式列入高校招生政策，由省、市根据当年的计划招生人数的三至五倍，参照应届毕业生和往年录取的情况，把预选数逐级下达给中学，由中学根据高中毕业考试成绩，结合平时成绩，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预选，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据了解，当时在普通的高中，经常会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高中生被预选拦在了高考之外。
1985年是我国高考体制改革的重要年份，出台了一系列的高考政策和方案，是高考改革真正全面展开的开端，例如实行招生多元化，高中会考制度，实行“3+2”方案，推进标准化考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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