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母亲拉车的日子, 街面忆往
郑寿亭
为了多挣点钱,1963年,母亲辞去了渔业公司水产加工厂临时工的活儿,到当时的市府街搬运队当搬运工,拉大板车,一干就是15年。到了1968年,学校停上文化课,正上初中的我,便经常请假帮母亲拉车。
母亲所在的搬运队,人员成份比较复杂,成份好的,多为妇女及老弱病残;成份差或“有问题”的,多为男劳力。记得我母亲那个组共有6人,有张大爷和林大爷,还有姓袁的大姨和一姓柯、一姓于的大哥。张大爷年过半百,原来在文登行署文化部门工作,“文革”中受牵连,到搬运队拉车养家糊口。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不善言谈,有时又欲言又止。张大爷在休息时,喜欢在预制件厂的沙地上练书法,字写得很有大家风范。林大爷年近五十,原来是一所中学的外语教师,1957年“反右”时,说话太直,被打成“右派”。林大爷性子耿直,那时有句口号叫“乌云遮不住太阳,东风压倒西风”,可他偏说“乌云能遮住太阳和东风压不倒西风,都是自然现象。乌云有时也能遮住太阳;谁看见我们这里刮东北风时,好天来?”为此,他挨过多次批判。袁大姨是家庭妇女,比我母亲小七八岁。她是因家庭子女多,生活困难,才到搬运队拉车。后来听说,她拉车时,遭遇车祸不幸去世。那个柯大哥和于大哥都是二十六七岁,不记得他们是因何事受了处分才到搬运队拉车的。他们年轻豪爽,说话嗓门大,有点杠子头,谁也不服。
1968年夏天,搬运队承接了运输混凝土预制板的活儿。每天早晨7点钟,母亲就和工友们一起拉着大板车,从位于现在国贸大厦处的搬运队出发,到金桥村南的烟台地区建筑公司预制件厂,装上混凝土预制板,然后送到烟台汽车站工地。那时的混凝土预制板,一般分为空心板和槽子板,每块板的长度有五六米,宽有八十厘米左右,重量少则五六百斤,多则上千斤。他们把这些庞然大物装上大板车,全靠臂抬肩扛,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每天装上重量近一吨的混凝土预制板后,张大爷他们几个男人要从金桥村对面向东,拉车爬坡到原电视台与南大街路口,在路边停下来。然后再去帮助我母亲及袁大姨推车,到坡顶稍事休息,再继续前行,直至烟台汽车站工地。一般情况下,每天上午、下午各拉一趟活儿。
那天,我帮母亲拉车,第一个爬到坡顶。母亲停下车,叫我与她一起去帮张大爷他们推车。我很不情愿,说应该与他们划清界限。母亲一听很不高兴,她说:“本来在一起干活儿,就是互相帮助的。你没来帮我拉车时,都是他们拉车爬到坡顶后,再回来帮我推车,谁还管划清界限的事?”
过了两天,我又去帮母亲拉车。我们拉着混凝土预制板到坡顶后,我还是没听母亲的话,不肯跟她去帮张大爷等人推车。母亲独自去了,帮他们推车到坡顶后,一眼看见我闲闲地坐在那里,没事儿人一样。母亲非常生气,当即赶我回家,说不用我拉车了。本来,到中午时,母亲会和我一起,到汽车站东北面的利群饭店,花两角钱买一大碗朝天锅肉片汤,分成两碗,再要些免费肉汤泡玉米饼子吃。可那天,母亲愣是取消了这个待遇。她自己在汽车站工地上,含泪吃着玉米饼子。
事过几天后,母亲心平气和地跟我说:“你张大爷、林大爷,还有你柯大哥、于大哥他们,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由国家处理。人家倒霉的时候,咱们不能落井下石。再说了,我看他们还是善良的,你没来帮我拉车时,他们帮我推车的时候多。做人要讲良心,要懂得感恩。”
往后再去帮母亲拉车的日子里,我感觉自己成熟了很多,有时也会主动帮助他们推车。母亲为人处世的善良与厚道,对我影响很深。我参加工作时,“文革”尚未结束,当我接触到受过挫折的人时,我也会用母亲的思维来考虑问题,用平常心与他们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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