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烟台“小喇叭”
□侯严峰197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烟台，被安排到当时的无线电六厂。先是在机械加工车间学了不到两个月的车工，之后据说是厂领导看了我的档案，感觉我那份“入党志愿书”文笔、字迹都好，加上原来管宣传的老钱已到电子局履职，就把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小伙调到了厂部，干起了企业宣传这码事。
当时的六厂职工不多，但科技力量不弱，厂里系列产品设计研发都指望着科研所。科研所搞得红火，研发的又是当时先进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就引来不少媒体采访。记得有一年几位光明日报记者来访，我接待了他们，不久光明日报头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厂也能办科研所》的通讯，独家新闻，反响挺好。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对新闻采访和写作也逐渐有了兴趣，还与大众日报记者一起采写发表了全国劳动模范、厂仓库保管员姚淑琴的长篇通讯。
在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搞宣传，无非是写写材料，出出板报，贴贴标语，再就是给地区的《烟台日报》、市里的广播站写点儿东西———那时，烟台市区也就这两家媒体。
广播站用稿量大，而且家里安了小喇叭，足不出户就能听到广播，所以厂里但凡有点报道价值的事，我都会投稿，一年下来能采用50多篇。每当稿子在广播站播出，隔些日子，站里的一位编辑都会骑辆老旧自行车，亲自把5角钱稿费送到我手里，临走时还不忘缀上一句：“欢迎来稿！”
或许是投稿、用稿多了，引起了广播站的注意。1981年夏天，厂里接到商调函，说是广播站要调我去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厂里磨叽了几天，还是放我走了。
那时的广播站，加上编辑室狄主任统共只有6个人：主任统编稿件、安排播出，仨人编采新闻，还有俩老编辑主持文化和理论板块，主要是剪裁报纸上的成品稿，每天播出的各类自办节目时长也有一个多小时。
听广播站的老人讲，广播站的前身是烟台人民广播电台，后来改来换去的，就成了现在的广播站。在收音机也不普及的当年，家家户户安装的有线小喇叭，只要到了点儿，拉一下开关，就会吱吱哇哇地响了起来，社会上的大事小事也便即刻知晓了。
有线广播不收费，安装起来也方便，所以普及率很高。遇到断线或是喇叭故障，人们就会打电话或跑到位于小黄山的广播站，催促派人检修。
广播站跟广播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当时的姜局长、孙局长都是烟台新闻界的老人，管理得法，业务精湛，常常和我们一起策划选题、修改稿件，没有一点儿架子。和办报不同，广播站的稿子通常是上午编、下午录、晚上播，所以时效有保障，市民也乐于收听。
有时候，赶上重大或突发新闻事件，采编人员也会提上站里那台新进的录音机，赶到现场采访录制。打那时起，我才懂得了广播稿的口语话要求，还有直播、录播，以及录音报道中现场音响与播音员口播而生成的“压低混播”……
广播站人手少，几个男女播音员也得分担一部分节目策划和录制。比如每周一档的少儿节目，就是由播音员小崔、小高轮流主持，加上从小学请来的几个学生，摊开事先编辑的稿子，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录了。
正规的广播电台录制各类节目时，要到装饰精致的播音室。播音室内外两大间，分别为录音室和监听室，两室之间由一块偌大的玻璃相隔。录制时，值班编辑拿着稿子，聚精会神地听着监听喇叭传出的播音，随时纠正可能发生的播音错误。广播站就没有这么讲究了，通常是编辑室狄主任把编好的稿子交给播音组长老周，老周再安排播音员录制，期间并无编辑监听。这样一来，对播音员的专业要求就会比较高———喇叭一响，有错难纠。
虽说待遇很低，福利很少，有的职工还是“以工代干”，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可大家的工作热情却很高，没有人拈轻怕重，更没有人投机取巧。那时没有电脑和网络，不论是自采的初稿或是编辑的通讯员来稿，都要在广播站专用的方格纸上誊写得工工整整。有时不小心写错了字，我也会在另一张纸上重写，再用剪刀裁剪下来，小心翼翼地粘贴到原稿上。播音员拿到字迹清晰的稿子，录制时就很少出错了。
广播站有一支通联队伍，除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骨干，就是党政机关的几个干事、秘书，但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摊公务，所以来稿忽多忽少，以至于稿件每每捉襟见肘，但编辑们宁缺毋滥，绝不凑合。遇到“稿荒”，编辑们就赶紧拨电话约稿，或拿起采访本，一头扎下去，亲自采写新闻；即使不得已“编报”，也会加上按语或编前话，体现广播媒体的专业精神。
一位老编辑常对我说，咱这小喇叭，主要作用是“叫醒”———他指的是，每天早上开播曲一响，市民就晓得该起床了。我并不能苟同他的这个说法，甚至感觉太过贬损广播从业者的职业功能，伤了自尊。毕竟，即便是最基层的广播媒体，也是以新闻传播为本，哪堪被比作一个“闹钟”！
广播站就那么几档节目，除了新闻，其他专题节目都是一个人顶一摊，平日栏目之间也没有多少业务交叉。那时候，感觉到“学识恐慌”的我，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函授，下班后还要赶去收听收看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授课，忙得不亦乐乎。学了些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就琢磨着写点什么。有一次写了篇评述苏轼豪放词的文章《大江东去浪千迭》，交给主持文化栏目的老李，他亲自编辑安排播出了。过了几天，老李告诉我，有听众来信，对文章中的一个观点提出“商榷”。我挺高兴：小喇叭不仅有人听，而且有反响，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有趣的是，这篇被“商榷”的文章，后来竟然被收入《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目录》，至今还挂在网上。
广播系统的“条条”有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职能，这也为编播人员业务培训创造了条件。进广播站的第二年，我来到省城济南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作为“集体记者”在通联部选了一个月的来稿，接着到专题部学习编辑业务，还到记者部实习采访。几个月下来，眼界大为开阔，采编业务也大为长进。
斗转星移，世事更迭。如今，广播站为广播电台所替代，小喇叭成了市民们的回忆，我也从基层广播站的小编辑成长为国家通讯社高级记者。但是，至今我还常常怀念我们的广播站，怀念那些默默无闻的编播同事，怀念那只曾经给市民带来资讯、知识和欢愉的小喇叭。
新闻推荐
全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第一本报讯（YMG记者郭超通讯员周林）1月30日，一批由烟台保税港区区内企业代为加工的价值13万元的800块液晶电视主板经烟台海关监管验放后，出区交付国内委托方，成为今年烟台...
烟台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烟台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