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京韵长
毛贤君
猪年春节，读到市政协组织编纂的《京剧·烟台》一书，爱不释手，仿佛又回到70年前，耳边又响起胜利剧场、大众剧场的京韵声。
我母亲是个“锣鼓一响，脚板发痒”的戏迷。解放前我家住在朝阳街中段东侧一幢二层楼楼下，楼上住着颇有名气的中医王恒山大爷，他治妇科、儿科病很拿手，他老伴王太太也是个超级戏迷。当年老烟台戏院时兴上演连台本戏，曾有外地戏班在烟台上演带机关布景的《火烧红莲寺》，一晚上一本，一演演了20多天。自然有戏迷一场不落地追捧。在我母亲和王太太影响下，比我大8岁的姑母也成了戏迷。
烟台第二次解放不久，大众剧场甲级座票价旧币1500元一张，相当于现在的一角五分钱。那时烧肉700元一斤。王太太请我妈和姑母看戏，我也钻头觅缝地非要跟着去。好在小孩不要票，母亲答应了。到大众剧场门口一看，放着“客满”的牌子，戏院里挤得水泄不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戏院看戏，坐在母亲怀里，也不知道演的什么戏，一看咿咿呀呀、比比划划地唱我就烦了，看着看着就瞌睡了。但一听急急风锣鼓敲起，马童牵马一亮相，穿长靠的武将大打出手，我就立刻来了精神头。戏演到热闹处，我要上厕所。大众剧场的池座排列是南北走向，上厕所要穿过池座，走到剧场两端。姑母把我送到厕所前，一个16虚岁的小姑娘怎好意思在男厕前久站，她竟自顾自地回座位看戏去了。我从厕所一出来，被观众人墙遮住了视线，越着急，越找不着座位，“土地老爷拍膝盖———慌神了”。我嘴一咧放声大哭起来。一位彪形大汉上前摸摸我的头，问明原因，双手把我举起，扛在肩上，挤出人丛，把我交给管事人员。管事人员领着我从后台走到舞台东侧，笑嘻嘻地双手把我擎起来，面向观众，朝舞台东、中、西三个方向一量比。母亲一见是我，急忙分开众人，一个箭步上台把我抱下来。
当年大众剧场东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临街有好几个小便门，是为了一旦剧场失火，好疏散观众的太平门，也在演出时为演职人员出入剧场提供方便。时间长了，这些木门有了许多小缝隙。戏迷们舍不得花钱买票，好天好日时，晚间就伏在小门上，透过门缝看演出。那时台上并没有麦克风，但在小门外，戏迷们照样能听得清清楚楚，这叫听蹭戏。有一年初秋，我跟着母亲、姑母去听蹭戏，恰巧剧场有人外出，有扇小门一下开了，我们这些听蹭戏的一拥而入。要命的是，我们并没有马上分散开，而是傻呆呆地站在门旁，这真是“一吊钱撸去八百———太显鼻子显眼”，剧场查票人把我们全撵出去了。我们只好继续扒门缝听蹭戏，倒也乐在其中。
我这人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和京剧有缘。1961年夏，我高中毕业，赋闲在家。因祖父在烟台戏具生产合作社做工，这年9月，我入该社盔头车间干临时工，跟曲长州师傅学徒，他是曲家盔头第三代传人。他和曲长运、曲喜彬堂兄弟三人心灵手巧，用纸板、铁丝、胶为原料，做出了形态各异、美轮美奂的盔头。而曲长运师傅博闻强记，幽默风趣，讲起老烟台掌故趣闻，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经他口述，我整理出了《烟台丹桂戏院演出杂忆》、《烟台老半半堂戏装店的兴衰》两篇文章。由他引荐，我采访原烟台市京剧团王宝山先生，写出《我所知道的烟台双合班》一文。能为京剧在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变迁记下一点史料，我感到欣慰。
1962年春节前后，烟台戏具社职工排演了京剧《法门寺》，跑供销的王纯仁师傅唱花脸，演刘瑾，嗓音洪亮，把小人得志、颐指气使的架势演得入木三分；曲长运师傅演小丑，扮贾桂，他念状子时，大段念白一气呵成，韵味儿十足。我也上台跑龙套，演没有台词的大头兵。我们到西郊农村演出，很受欢迎。
如今，政府重视文化建设，喜欢京剧的人又多起来了，戏迷们在票房拉琴打鼓，西皮二黄不时飘荡在大街小巷。那些会拉会唱的票友，我是多羡慕你们啊。芝罘从来京韵长，能与京腔京韵相伴一生，在芝罘做戏迷，日子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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