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费
□张凤英
1978年末，我结婚了，父亲对我说：“你兄弟姊妹都还小，你是老大，又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希望你以后不能忘记娘家，每年给我300元钱。”听了这话，我掐指一算，每月需要给父亲25元。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工资只有每月36元，如果给父亲25元，我就只剩下11元，怎么养家糊口？于是我没有答应，和父亲讨价还价地说：“不行，我最多只能给20元。”父亲当时听了我的话很生气，大骂我是“不孝子”。
我怀着愧疚的心情来到单位，发工资的时候，偶然发现我们党委书记月工资300元，国家行政13级干部。我想我一定努力工作，争取早一日工资达到月薪300元。这样我就可能给父亲每年300元了，父亲就不会骂我不孝子孙了。
后来我从三线企业来到烟台芝罘区，在一个中专学校当老师。有人介绍我业余时间给夜校代课，每课十元钱，我答应了，于是等一个学期结算下来的时候，我就把代课费的一半寄给父亲，父亲收到钱，夸我是个孝顺的女儿。我心里美滋滋的。
1986年，为了帮助父亲拉生活的重车，也为了小妹妹的教育和前途，我将小妹妹接来烟台读书。虽然小妹妹只读了中专，但是她的吃穿费用、零花钱、书本费都是我来负责。父亲执意每月给我20元钱，作为给小妹的生活费，他说：“我不能让你妹妹感觉寄人篱下。”我答应了，心里却不是滋味。
1989年，小妹毕业回了老家，我的讲师职称评上了，工资涨了，于是我立即恢复了每月给父亲30元钱。每学期末赶上过年过节，我还会将在外面代课给的讲课费给父亲一半。这时候，弟弟妹妹都已经参加了工作。父亲来信说：“不是老子无情，是生活太窘迫，所以你结婚的时候逼着跟你要钱，现在弟弟妹妹都已经工作了，我也有退休费，你不用给我寄钱了……”看了这封父亲的来信，我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掉。
虽然父亲说不要钱了，但是我执意每月寄钱，而且数字随着我的工资增长而越来越高。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资加上其他收入已经达到3000元一个月。于是我开始每月给父亲300元生活费。父亲那时候回到太行山老家，每次汇款单送到村里，父亲都会高调地跟别人说：“我闺女寄钱来了。”他很享受女儿寄钱的感觉，我也很享受去邮局寄钱的快乐。
进入21世纪以后，我每月给父亲寄钱没有增加，还是300元，但是过年过节，父亲生病，我都会几千元寄给他。弟弟妹妹家办喜事，我也是按千元计数。父亲来信说：“闺女的一片孝心，老父领了，你不用总是用钱来表示你的孝顺了，请有时间回来陪我说说话吧。”看了这样的信，我又一次泪流满面。父亲老了，他开始想念女儿的陪伴了。于是我千里迢迢回太行山看望父亲。父亲带着我走亲戚，并在村子里请大家看电影（请县城的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父亲说：“乡亲们，我养了一个好女儿，每月都给我寄钱，已经快四十年了。谁说养儿防老，女儿也能防老，乡亲们好好培养你们的闺女吧。”父亲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我开始每月拿出300元存起来，等弟弟妹妹有困难的时候，从这里拿出支援。人家有钱人都做公益事业，我就在自己家建立一个慈善资金，支援弟弟妹妹的生活所需。另外，我现在每年给婆婆3000元钱，从拿不出300元孝顺父母，到拿出3000元给婆婆，这就是我四十年的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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