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刘振之
谢坤厚烟台市区以南约50华里有个名叫陈村的小村庄，六七十年前我在这里住过几年，当时只有一百零几户，却有不少姓氏，其中有一人姓刘，名振之。在我十二三岁时，他已年近六旬。此人颇有名气，方圆三五村庄几乎无人不知。
刘振之是个庄稼把式，算得上顶尖高手，不论什么农活，驱畜耕地，扶耧撒种，他干起来都比别人高一筹，所以他种的庄稼产量总不低于别人，有些农活他还有创造。比如种甜瓜比种粮食收入高，可成本也高，得用大豆饼做底肥和追肥，这样不仅结瓜多，而且更甜更好吃。但用大豆饼太贵，一般农户用不起，为了省钱，他想办法用农家肥，这当然要费些工时。他得空就上山拾粪，拾的粪装在瓦罐里，加进厕所里的臭水，搅成较稠的粪浆，用来追喂甜瓜。据他说，用这种浆粪浇三遍，即可抵得上大豆饼。他年年种甜瓜，年年这样做，省了不少钱，结的甜瓜又多又好吃，当然也会卖得好价钱。
他还是个技术高超的老木匠，不论搭房架、做家具，还是农业生产用的家把什，经他手造就，那绝对是上等货。当时没有锯木机械，要把又粗又长的原木破成板，那就要把原木竖起来，搭一套架子固定牢靠，再由站在架子上的两人拉大锯。这个活可不是一般木匠能胜任的，而刘振之只要动动嘴，他的徒弟就能把架子搭起来。他为人极热心，谁家有个零碎活找他帮忙，从来不打哏儿，而且常常是不取报酬。他还常为雇他干活的东家着想，千方百计为东家节省。比如，早午饭一般都上四个菜，他和徒弟们只吃三个，留下一个菜，下顿饭东家就可少做一个。他对徒弟的管理挺严，听他说，有一次给一东家干活，晚上吃饭，按惯例喝面汤。东家怕工匠们喝面汤吃不饱，就熥个饽饽拿到饭桌上。一个徒弟想掰块饽饽吃，刘振之坚决不准，他说：“东家并不富裕，早饭咱全吃的饽饽，所剩已不多，人家还有孩子，留点吧。”当年的工匠为东家打算的事常有，而刘振之尤甚。
刘振之大概不是陈村的坐地户，所以全村只有他一家姓刘。他的土地极少，典型的贫农。虽说他是手艺高超的木匠，可在解放前，经连年战争，百姓生活大都很困难，极少有人盖房子、做家具，他的木匠手艺主要发挥在做棺材上，因为那时没有火葬一说，不管谁家死了人，总得有个棺材盛殓，这就是说，他并没有多少木匠活可干。
1947年前后，陈村已是老解放区，群众性组织很多，如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刘振之是农救会的成员，贫困的出身加之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所以他总是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一次斗地主的会上，我听他边泣边诉，说他曾受过的地主的欺压，令全场为之动容。村里的一些事情，他总是积极去做。如给烈军属代耕（无偿给烈军属耕种土地），他从不马虎，比给自己干得还好。
村里有专搞文娱活动的俱乐部，每到年节期间都有活动。刘振之也常参与其中。他爱唱京剧，既能唱老生，也能唱老旦，而且还常自编自唱，很受村民欢迎。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决战时期，反蒋宣传十分高涨，他就编了一段京剧流水板，开头两句是：“未开言不由人把牙根咬碎，骂一声蒋介石卖国的奸贼”。我当时虽是小孩子，听不大懂京剧，却也很爱听他演唱，总觉得他唱得好听。
我从未见过刘振之的儿女，大概他无子女，老两口相依为命，全靠自己劳动维持生活。至于失去劳动能力以后怎样生活的，因我已离开陈村，所以无从知晓，好在解放后农村实行“五保”，不会无人管的。
时隔六七十年，刘振之应该早已作古，但他在我心中的印象却依旧清晰，还有点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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