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们的风范

□杨曙明

“老革命”是人们对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的那些共产党员们的尊称。这个尊称里透着崇敬，当然也透着亲切。

我的心里就一直珍存着三位“老革命”的身影。

刚参加工作最初那几年，我们厂里就有位“老革命”。他姓李，当时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副厂长。

初识李主任是在1977年冬天，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身穿蓝布工作服，头戴蓝色棉帽子，围巾绕脖，骑着一辆破旧的大金鹿自行车，每天风尘仆仆，整日忙忙碌碌，不太像个厂领导，反倒像个老工人。我们厂的厂址在黑北路上，李主任家住东郊的七里河，路途不算太远，他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早晨到厂后，他总是习惯于四处巡看，下班前也是如此，发现问题能马上解决的，绝不会拖时过夜，因而他几乎每天都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那个人。在上班时间里，除了开小会，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大都是在车间里忙这忙那，少有闲着的时候。

我们厂里的翻砂车间是从外厂合并而来，“文革”遗患使得帮派作祟，矛盾是非颇多，而翻砂是又苦又累又脏的工作，于是，那里就成了李主任常去的地方。他在车间里有时候是找人谈工作，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和我们一起干活。他的身体不算太好，可每当别人劝他休息的时候，他多是用那句口头禅“活着干，死了算”来应对。当时我在翻砂车间干炉前工，近距离地接触他，让我潜移默化地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对“老革命”之风范有了切身的体会。例如：翻砂车间大都是傍黑天开炉干到小半夜，我们是第二天休息，可李主任却常常是照常上班，其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格外敬佩。

李主任虽然是老革命，但他的家属和子女却都在农村。他的工资虽然有六十多元钱，可生活依然十分清贫，吃喝穿戴还不如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几年的小青年。譬如，每天上班他大都是自带午饭，偶有到食堂买菜的时候，也是捡着那最便宜的买。1980年夏天，或许是积劳成疾和营养不良的原因，他不幸患上了肝硬化，拖到最后无奈还是住进了医院。记得当时我到西郊的传染病医院去看望他，由于不能进入室内，他便隔着窗户玻璃连说带比划与我交流了几句，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张纸上给我写了三个大字——“好好干”。民间有句俗语说：“好人不长命”，这句不吉利的话应验在了李主任身上。那年秋天，刚刚年过五十岁的他，终因肝硬化腹水而辞别了人世间。

父亲有位战友，我称他为王叔叔。在部队的时候，他是父亲所在班的班长，也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1950年，他们随着部队集体转业成为公安干警。当年我们两家经常来往，尤其是我更成为王叔叔家的“常客”。“文革”前，王叔叔是某处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初期，他先是被“打倒”并削职为民；两年多后又被排挤出公安队伍，去了某个区医院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又被调到某企业担任保卫科长。在这期间，他降薪没降薪我不知道，但降职却是显而易见和实实在在的。可是，磨难并没有让他意志消沉，无论是在削职为民期间，还是在降职使用期间，他工作起来依然是那么兢兢业业，对党的事业依然是那么忠贞不渝。

“文革”前我曾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动乱初期那两三年，由于学校里乱糟糟的，父亲又因被禁闭在“牛棚”内，几年间难得有被允许回家的时候；而母亲是“三班倒”的产业工人，也时常顾不上管教我，于是我慢慢地变落后了，不仅上学迟到、早退、旷课，而且还经常在外“胡作非为”。那年月学校仿行军队建制，班为排，组为班。由于我的变化，班主任把我由排长降为班长。王叔叔得知这个情况后，对我是好一通批评教育，并严厉要求我限期改正错误，好好读书，争取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他的批评教育和督促监管之下，我逐渐“改邪归正”了，不久又回归到好学生的行列。

1975年秋天，我要下乡插队去了。行前我去向王叔叔辞行，他在鼓励我好好干的同时，嘱咐我尽快写份入党申请书，下去后就交给大队党支部，以此来表示决心。我按照他的嘱咐真就那样办了，且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下乡七个多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王叔叔虽然去世已有四十多年，但每每想起当年他对我的教诲和帮助，心中便会生出无限的感念。

我是位文学爱好者，石英老师是我十分崇敬的文学前辈。说起石英老师，有人说他是“文学常青树”，有人说他是“多栖作家”，其实他还是一位“老革命”。出生于1934年的他，1948年在原籍黄县（今龙口市）参军入伍，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等。几十年来，他坚持文学创作，出版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文学著作70多部，约计有1500余万字，著作等身可谓名副其实。阅读他的作品，任谁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浸透到血液里的爱党、爱国、爱民之情怀。2013年秋天，历下区作家协会在编辑《济南的味道》的时候，慕名向他约稿。他毫无文学大咖的架子，爽朗地答应下来，不几日就从北京邮寄来了《历下寻珍今昔感》。那篇文章洋洋洒洒五千多言，内容和言辞之美自不必说。我曾经向他感叹说：“您老真不简单，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能写。”他回应我说：“写作既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情操，也是为了传播健康向上的精神，因此我要活到老、写到老。”石英老师的写作不是电脑打字，而是完全靠手写，说来真不容易，可就是在这不容易之中，他这位“老革命”实现了自我人生的最大价值，成为我等永远的学习榜样。

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繁荣昌盛，离不开“老革命”们的牺牲和奉献。在建党百年的今天，虽然岁月流逝让“老革命”们越来越少，但他们爱党、爱国、爱民之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精神，必定会代代相传。

新闻推荐

龙口公路建设养护中心造出道路养护神器 “吃树叶机”上阵 边沟瞬间变干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王军华通讯员路蕴琪摄影报道）连日来，龙口市国省道路域环境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在304省道边沟清...

龙口新闻，家乡的大事、小事、新鲜事。在每一个深夜，家乡挂心上，用故乡情为你取暖，陪你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