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动村集体增收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烟台 支部领办合作社 乡村振兴动力足
□ 本报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孙金良 岳召龙
盛夏时节，山风习习，令人清爽。沿着新修整的山路向上走，一棵棵新植的大樱桃、荷兰香杏长势喜人。看着眼前的成果，龙口市下丁家镇下丁家红谷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范广军说：“打去年底开始就筹划这事儿，疫情防控期间，合作社也没闲着。”
范广军是下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前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就业，剩下的老人摆弄山上的这些杏、梨、苹果树，忙活一年下来，收入却不多。
靠山却不能吃山，怎么办？连片开发、规模种植是个选择。但谁来牵头做这件事？
从2017年筛选11个试点村起步，到2018年确定100个村示范带动，从2019年实施千村覆盖工程，到2020年全域推进，烟台市大力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动集体增收3.91亿元，群众增收5.01亿元。在这场春风化雨的实践中，下丁家村积极参与，村干部、党员带着村民扛起镐头上山开荒修路、上水种树，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海阳市邵伯村党支部书记宋立元同样为“山”发愁。认准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把“金钥匙”，他带领群众改造荒山1300亩，引进软枣猕猴桃、软籽石榴等特色品种，打造生态产业园。“全村56名党员，44人上山，年龄最大的93岁……”一讲起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的场景，宋立元就一改往日“闷葫芦”的性格，变得“兴奋起来”。
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要义之一。“通过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带动合作社发挥经济优势、群众发挥能动性，用党支部这个‘凝结核’把城乡各种资源整合起来，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探索形成了抱团发展、规模经营、共同富裕的强村富民‘烟台模式’。”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说。近年来，烟台市各村党支部帮着群众细算长远账，累计吸收34.5万名群众入社，提高了群众组织化程度。
烟台把选优育强头雁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关键之举，坚持“好人里头选能人”，设置候选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严格任职资格县乡联审，每年组织100名村党支部书记赴浙江大学开展高端研修，建立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强化本土培训，设立发展集体经济增量奖，激励担当作为……
从选好带头人到持续宣传发动，从强化部门支持到防控经营风险，围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烟台市建立了一整套全方位、闭环式的政策体系，用良好的制度环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破解人才和资金两大难题，是合作社做大做强的关键。烟台市筛选100名农业专家组成顾问团，组建10支服务队“上山下乡”，田间地头指导技术、培育新型农民，让全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挂上了“专家号”。全省“强村贷”政策推行后，烟台市第一时间召开了政策宣讲会，先后为21个村发放贷款1521万元。疫情期间，以云为媒，举办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线上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15亿元，把资本活水引入希望的田野。
在招远市大户陈家村，绿水青山间蜿蜒的是一望无际的现代果园。在这里，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变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村党委领办大户庄园农林专业合作社，流转周边13个村庄1.2万亩土地，统一平整改良，划分为不同的种植片区，以每亩1500—2000元的价格发包给懂技术、善管理的乡土人才，统一标准和要求进行田间管理。
自领办合作社以来，烟台市已流转土地23.5万亩。通过打破沟坎界限，新增集体用地1.76万亩，带动改造老劣果园47.2万亩。
在土地流转加快的同时，生产经营类、劳务服务类、三产融合类合作社不断涌现，还有的村党支部领办了联合社、集体企业，各类经济共同体争相斗艳，农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离城三里，蓬莱市三里沟村既有区位优势，又坐拥千年古槐、古桥、古井，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村里54户传统胶东民居打造高端民宿。2019年接待游客3000余人次，增加村集体收入近10万元。合作社还与旅游集团合作，打造胶东特色餐饮项目，去年实现村集体收入40万元，村民收入人均增加6000元。
福山区南庄村，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聘请专业公司规划设计了田园综合体，以樱桃延伸产业为主，打造了集观光休闲、特色美食、民宿体验于一体的多个经济增长点。仅去年举办的中国烟台大樱桃节、美食节，就吸引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消费1500万元。
尽管领办模式各异，经营模式不一，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本质却是相同的：党支部站在经济发展最前沿，带领群众一起干、一起闯，走共同富裕之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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