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绽放的街头
你是否还记得山阴路我八楼的房间?房间里唱歌的日日夜夜,那么热的夏天你看着外面,看着你在消逝的容颜……”黄昏的石老人海边,夕阳将影子一点点拉长,37岁的杨松杰怀抱吉他,指尖轻轻拨动,流淌的旋律衬得冬日的海水都温柔起来。歌是一个女孩点的,就一首。她从海边路过,循着歌声而来,点名要听《山阴路的夏天》,听完打赏了50元钱,一首歌的缘分就此打住。
杨松杰很享受这种状态:萍水相逢,我唱你听,却能在音乐响起时获得一些短暂的共鸣。来青13年,街头驻唱13年,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如今“持证上岗”,杨松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日益繁盛,感受着与日俱增的开放与包容气质。他背着一把吉他唱悲欢,唱离合,也唱自己从来不曾遗弃的梦想与生活。
“我是卖唱,不是乞讨”
2006年夏天,还在上大二的杨松杰终于学会了简单的吉他弹唱,高中毕业后,由于支付不起高昂的学琴费用,他自己买书研究摸索了整整两年,总算是小有成效,能自弹自唱完整的歌曲。为自己的进步欢喜之余,杨松杰在心底里盘算着:要不就把那把音质不好的廉价吉他换掉?
“当时第一把吉他是高考之后我在餐馆洗碗、打扫卫生赚钱,攒够了200块钱买的,会弹唱之后就想着换个质量更好一点的,那至少得需要上千元吧。”盘算归盘算,但杨松杰深知自己的家庭条件有限,出生在烟台莱州一个普通小村庄的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辛苦换来的血汗钱还得供我交下一学年的学费,斥巨资给我买吉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深思熟虑过后,杨松杰决定卖唱赚钱。大二那年暑假,他学着电视上街头艺人的样子,在莱州公园的某个角落里拉起了自制横幅,横幅上写着“帮助贫困大学生”七个大字,大字旁边依次摆放着一个八宝粥铁罐和一张学生证,铁罐是用来收钱的,学生证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骗子。没有话筒,也没有音响,杨松杰就抱着吉他干唱,一待就是一整天。
“其实那时的实际目的是想换把琴,但我没有明确说明,可能有不少人以为我是在赚学费或是生活费吧。我写横幅的时候还特意将帮助的‘帮’字底下部首的‘巾’改成了‘力’,意思是‘力挺我’。”提起年少时的“小心机”,如今的杨松杰仍有些得意。
很快,他的“小心机”得到了回应,公园里来往的游人被杨松杰的歌声打动,开始陆续往铁罐里投钱。“有一个年纪挺大的大爷让我印象很深刻,骑着自行车,一次就给我塞了50块钱。”对于当时一个月生活费只有200块钱的杨松杰来说,50块钱算是一笔巨资。但杨松杰还是忍住了心动,又将钱递还老人手中。
“50块太多了,给个一块两块就行,这样会让我觉得是在欺骗老人家。我是为了买琴,还不至于没钱吃饭。”杨松杰没有想到,这一退钱的举动引起了老人更大的关注,开始询问起他的家庭、学校、经历,一老一少越谈越投机,最后,老人干脆掏光了口袋,把仅有的七十几块钱都投进了杨松杰的铁罐。“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天气晴朗,我在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数钱,一共赚了89块。”
第一次卖唱赚钱,杨松杰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跑回家告诉母亲,自己想当一名流浪歌手,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去上海、去南京……一辈子就这么边走边唱。
当他兴高采烈地将心中的梦想讲给母亲时,母亲却沉默了。“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过一种稳定的生活,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以后不要出去唱了,万一被人欺负了怎么办。”那一晚,杨松杰看到母亲偷偷在房间里抹眼泪,心中五味杂陈,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跟母亲解释。
“我那时觉得她是对街头卖唱还不太了
解,甚至是存在一种偏见,她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在跟人家乞讨,是因为我们家庭条件不好我才出去卖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是愧疚,也是心疼。”杨松杰都懂。
很多人对于不了解的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在偏见面前,再多的解释也只是徒劳。他以为,抹去母亲眼泪最好的办法,就是努力向她证明自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好。
“一定要在街头唱出个人样。”从那时起,他在心底暗暗发誓。
“地下室撑不起梦想”
2007年11月1日凌晨5点,天蒙蒙亮,北京站迎来了两位远道而来的年轻小伙。他们一人背着一把旧吉他,提着简陋的行李,操着外地方言,在北京火车站一兜就是好几圈。他们没见过地铁,不会买票,甚至连地铁站的入口都找不到,却一直望着城市的车水马龙傻呵呵地笑。
这俩刚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就是23岁的杨松杰和大学室友齐顺。
“北京真的太大了,我们在火车站转了好几圈都绕不出去。那个时候以为北京会有很多机会,每次一想到这里就很兴奋。”和形形色色的北漂青年一样,杨松杰选择北京的理由也很简单:这座城市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这里可以拥抱理想,包容异样,宽容欲望。
同一个北京,同一个音乐梦想,杨松杰和齐顺很快便找到了同道中人。“我们在一个叫‘流浪歌手全国群’的QQ群里认识了一群北漂的朋友,大家都说西单的地下室便宜,我们就去西单租了间七平方米不到的地下室,只有一张双层床。开始就近在西单地下通道、地铁口、大悦城广场卖唱。”
杨松杰的印象里,那是他过得最冷的一个冬天。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三环内,地下室里没有阳光、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只有潮湿的墙壁、冰凉的被褥和阴冷的空气。
“地下室都是公共卫生间,冬天在里面洗完头之后,一出门头发立马被冻成冰柱。”杨松杰回忆,那时最受地下室房客们欢迎的有两件电器,一个是烧水的“热得快”,一个是“暖风扇”,可以烘干一切。“有一次我洗完头后又用‘暖风扇’来烘头发,实在是觉得太暖和了,以至于不自觉靠得太近,差点将头发烧光。”
除去住房条件差,北京高昂的消费也很快让他们吃不消了,“各方面花销都大,出门从不敢打车,那个年代没有共享单车,只能挤公交和地铁。我们住的是单间,没法做饭,男孩子吃得又多,实在拮据了就只能连续好几周都吃泡面。”
就这样,杨松杰和齐顺,还有另外两位河南的小伙子,四个人挤在阳光永远无法抵达的7平方米地下室,一天又一天消磨着梦想的光亮。
“我们一般是晚上出去唱歌,白天就在北京城里瞎逛,有时会去高校里听讲座,或者去看各种演出。”日子看似悠闲,可摸摸口袋,却总是入不敷出,“北京的艺人太多了,我们的实力又不算出众,卖唱收入最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个100块,但平常也就几十块,甚至有时候唱一天都赚不到一分钱。”
两个月下来,杨松杰靠卖唱只赚了不到3000块钱,除去每个月400块钱的房租和各种花销,竟然一分钱都没有剩下。“之前还打算去唱片公司找工作,甚至梦想着有机会可以成为真正的艺人,但现实真的太骨感了,我们连起码的生存都解决不了。”
北京最不缺有梦想的年轻人。体验了一遭京城生活,杨松杰终于明白,生活要想拥有诗和远方,必须先解决眼前的苟且。2007年末,在花光身上所有积蓄后,杨松杰和室友加入了“逃离北上广”的大军。
“缺啥就选啥职业?我缺房”
2008年6月,毕业前某个闷热的午后,济南大学的网吧里,杨松杰坐在电脑前,第一次认真谋划起自己的未来。他本科学的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专业,但在那个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程序猿”的光环远没有如今闪亮,“那时候程序员一个月工资4000块左右,我大概算了一下,如果按房价每平米7000块来算,不吃不喝我得需要15年才能买得起房。”这让杨松杰在选择毕业去向时果
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杨松杰已经能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自如,工作日时他是房地产公司的房销部经理,休息日时他又是海边抱着吉他歌唱的街头艺人。
断放弃了对口专业。
“当时在土豆网上流行着一个视频,是关于毕业生如何选择就业方向的,我记得其中的一条建议说得特实在——‘如果你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毫无背景的穷小子,就看看自己最缺啥,缺啥你就选择啥职业’。”这话对“一无所有闯京城”失败后的杨松杰触动很深,“我缺房,真的,先解决生活再谈理想吧,再也不想住回地下室了。”
确定好职业方向,杨松杰开始选择城市,既然北上广去不了,那就选省内最发达的青岛。
这回很顺利,第一封简历投出去没几天,青岛海信地产就发来了Offer。一切就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上班后第二天,身为置业顾问的杨松杰就迎来了人生第一单。
“那天的客户很奇怪,一来就说自己低血糖头晕,我马上去门口小卖部给她买了块阿尔卑斯,客户吃完糖后就把合同签了。”剧情顺利到超乎杨松杰的想象,他因此相信了所谓的“天意”,也更加坚定地要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入职第一个月杨松杰便卖出了7套房,月薪1万+。拿到工资后,杨松杰第一时间便跑去乐器行,花1200元买下了自己心仪已久但迟迟舍不得买的吉他,“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唱歌的梦想,只不过考虑梦想和现实的顺序变了,以前像个只顾着追梦的热血青年,现在会觉得要先搞定生活,才能更好地去干其他事情。”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选择都要!杨松杰把这种转变看成是他由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的重要标志,就像这个世界不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梦想和现实也并不是只能二选其一。如今13年过去了,杨松杰已经能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自如,工作日时他是房地产公司的房销部经理,休息日时他又是海边抱着吉他歌唱的街头艺人。
这么多年,很多人问过杨松杰:这么冷的天,街头的魅力是什么?包括他自己也问过。直到有一天他在街头找到了答案——
那是个寒冷的周末,杨松杰抱着吉他寻找驻唱点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拉二胡的残疾人,当即掏给那人10块钱。没想到那人看见杨松杰手里的吉他后,拖着残疾的双腿追上他,执意要将钱还给他。理由很简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那人只说了一句。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样在街头卖唱,一样凭本事赚钱,谁也没有在乞讨,谁也不用去施舍。杨松杰说,这是他第一次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个身份带给人的平等和尊重,无关乎地位和健康。那一刻,他觉得这座城市好美,他就想一直这么唱下去。
四平方米的“诗和远方”
在杨松杰的家里,有一间4平方米不到的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乐器设备。平常工作之余,杨松杰喜欢窝在小屋里弹琴创作,或者进行抖音直播。他亲切地称小屋为“诗和远方”,因为在小屋里,他可以随心弹唱,唱工作一天的劳累,唱女儿们的成长,唱自己不曾抛却的梦想,也唱无数个关于你我他的故事。
“纯洁善良的人,确实演得有些传神；幽默欢乐的人,眼泪都在胃里翻滚；多愁善感的人,一杯酒就笑得沉沦；油腻满面的人,逢迎曲和光滑游刃……”这首《最美的歌都是写给昨夜的清晨》是杨松杰在35岁生日时写给自己的歌。
那些天他经常在公司里忙着应酬,往往回到家中时,四岁的大女儿和两岁的小女儿都已经甜甜地睡去。望着女儿们的睡颜,杨松杰经常陷入沉思,“以前我以为工作只是一个谋生手段,但是随着工作年份越来越长,发现自己会被工作绑架,不得不去妥协,去迎合,不得不去拍一些阿谀奉承的马屁,赴一些纸醉金迷的名利场,慢慢地也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杨松杰常常自嘲,人到中年以后会变得“油腻”,于是,他在无眠的深夜轻轻弹唱:“最美的歌都是写给昨夜的清晨,难咽下的只是弃之可惜的黄昏,深夜一个人拿着吉他还会慌神,有一种歌一直唱到现在叫青春……”他说,吉他响起的那一刻,总能找回最本真的内心。
石老人的海边升起了圆月,天色从湛蓝一点点变得浓郁。晚间散步的市民张阿姨被杨松杰的故事和歌声吸引,“我记得这个小伙子,他故事讲得好,歌也唱得好。”阿姨一共见过杨松杰两次,次次都扫码打赏。
杨松杰喜欢讲故事,如果唱的是别人的歌,他会讲一些自己和这首歌的缘分,如果唱的是自己的歌,他则会分享歌曲创作时发生的故事。他不说话时腼腆内敛,可一旦聊起音乐,话确实挺多。聊得兴奋时,他会调侃一句“我女儿叫我青岛市胡咧咧”,然后不自然地挠挠头,又带着幸福的憨笑去拨弄他的琴弦。
“青岛的秋天,天气变得凉爽,逛街的人啊,是否有一些忧伤……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这次杨松杰唱的是《青岛的秋天》,也是他自己写的。海边游玩的人们慢慢聚集过来,和张阿姨一样,安静地听他讲着那个秋日里的故事:“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我在乐客城驻唱,看到了一个卖烤地瓜的大爷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摆摊位置,不符合城市管理规定被驱赶。大爷推着一个老式的炉子,看样子腿脚也不是很方便,火炭和地瓜撒了一地,大爷就在那里放声大哭,他哭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感觉好心酸……”
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杨松杰的音乐里唱着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妆,每个内心有故事的人,都能在他歌声里寻找到共鸣。“岁月蹉跎,来日方长,谁的青春,白纸一张?”华灯初上,茫茫人海里,相信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答案,却都能被这座城市包容住梦想。
年少时,杨松杰的音乐里充满着愤世嫉俗,他叛逆、偏激、看不惯一切不道德的行为,他在车站见义勇为,追着小偷跑好几里地也得把包追回来还给失主；他在火车上碰到不尊重聋哑人的乘客,会直接站出来跟人家理论。“那时候年轻,就是特别愤青,有点中二,现在想想其实挺傻的。”杨松杰调侃道,眼神里分明还盛着倔强。
现在,随着女儿的出生,杨松杰的音乐里更多了一份岁月静好。“有了家庭,尤其是有了女儿之后,这种感觉变化很明显,人突然就一下子变得更温柔了。”他将女儿牙牙学语时的话语整理成歌词,编成了儿歌《对面有一只小猫》,街头演出时也不再只是一个人,“天气暖和的话,她喜欢跟着我出来玩,现在她长大了,也能配合着我唱了。”
“对面有一只小猫,它是怎么叫,喵喵喵喵,它想妈妈来抱抱……”去年夏天,他和女儿在经常驻唱的海边唱起了《对面有一只小猫》,爸爸弹琴,女儿唱歌,某种奇妙的美好在女儿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就这样一直唱下去,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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