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高粱抗战博物馆”留住历史记忆

当年伏击战缴获的物品日本将校药箱《山东省高密县、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刘铁飞在介绍他的抗战藏品

80年前,一场抗击日军的伏击战；30年前,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红高粱》,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一位艺术家的内心深处。他就是以故乡红高粱与老门为题材创作油画而闻名的画家刘铁飞,也是被伦敦、里约两届奥组委邀请的中国艺术家。如今,他要将收藏了十几年的关于那场伏击战的物品捐出,并在高密东北乡建一座“红高粱抗战博物馆”,为故乡珍存一段历史记忆。

缘起:小石桥写生

刘铁飞上小学时,正值电影《红高粱》热映,他连着看了七遍,电影的画面深深地震撼了年幼的他。此后,他听说这部电影就是在自己的故乡拍摄的,而且在电影中打鬼子的那座小石桥,在当年真的打过一场针对日寇的伏击战。

2003年,刘铁飞从美院毕业后,回到故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那座小石桥。当年秋天,他来到了高密孙家口的“青纱桥”写生,作品《桥的记忆》后来被莫言收藏。莫言在为刘铁飞所写的序言中写道:“这座桥基陷落,桥石被岁月剥蚀得凹凸不平的小桥,跟随着电影《红高粱》走向了世界。铁飞用他的画笔把这座小桥给我搬来北京,一腔乡情如同美酒,让我感动不已。”

在小石桥写生期间,刘铁飞还有另外一份收获:当年伏击战的遗留物。起初,有一位住在附近的村民向他兜售家中的老鱼盘,后来又找出一截断了的刺刀和改为水瓢的日军钢盔。刘铁飞眼前一亮,这些可都有收藏价值啊。陆陆续续,他收集了几十件物品,包括弹壳及日军或游击队的枪械残件。

触动:来美术馆讲故事的老人

十几年来,刘铁飞根据故乡红高粱及老门创作了一系列油画,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已先后在英国、德国、法国及中国台北等地展出。2014年,高密市政府为其打造了“刘铁飞美术馆”。

这座美术馆离“青纱桥”并不远,开馆后,不断有住在附近的老人前来参观,并跟刘铁飞讲述当年伏击战及公婆庙大屠杀的往事。但刘铁飞忙于参加奥运创作,并没有详细记录下来,“现在想想很后悔,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有些已不在了,所以,我觉得整理好这些资料,建一座抗战博物馆已刻不容缓了。”

今年正值“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80周年,刘铁飞多次前往这两个村庄,为两村80岁以上的老人拍照,并装框相赠。“这些照片我多洗了一套,将来抗战博物馆建好后要挂在主厅的墙上,取名《见证者》。”刘铁飞这样说。

珍品：董希瞻枪套与日军药箱

刘铁飞的父亲也酷爱收藏,十年前在老家筹建“胶莱民间石器馆”时,有一天听说相距5公里的董家大庄有一对“旗杆石座”要出手,刘铁飞拉着他前往该村。

等他们到达时,那对“旗杆石座”刚被人买走,正在失兴之际,村头一位老人抱出一个旧木箱问他们要不要。打开木箱,里面有两个皮枪套、一个旧公文包,还有一个旧水壶、袜子等。虽然这些东西比起那对石座年代要晚,但抱着不能白跑一趟的心态,他们还是把那一箱东西拉回去了。

刘铁飞在擦拭枪套尘土时,发现套盖内有两个字:轼堂。他马上找寻了相关文史资料,查阅后得知:轼堂是该村一位抗战人物的名,该人字希瞻。“董希瞻?!”刘铁飞当时心头一惊:“难道这就是那个打孙家口伏击战的董希瞻?他是我老家的。”

随后他又查阅了更多的资料:董希瞻是孙家口伏击战的副总指挥,他带领的第二大队被确定为这次伏击战的主攻队伍,同时,孙家口伏击战的第一枪也是董希瞻打的。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28名,缴获枪四十余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级军刀1把),军用地图1份、军用汽车1辆等。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段记载是:“孙家口伏击战后,董希瞻将开走的汽车埋藏于地下。该战总指挥曹克明要董希瞻交出所得的汽车、枪支等战利品,被他拒绝,从此两相交恶。”这段记载也解开了刘铁飞的疑惑:原来这个印有大正、长平等字样的木箱为日军弹药箱,箱中的日军水壶、印有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袜子等都应是那场伏击战战利品。

之后的十年时间,他与父亲先后收集到了三把军刀、两件大佐披风、一个将校背包、日军地图等,其中最为特殊的是一个日军药箱,该药箱做工十分精美,内有各类药品盒罐十几个,铁镊子一把。其中一款为战争中的外伤药“伤品一切效能药”,里面还剩有部分药粉,另一个标有日本陆军卫生材料厂的“眼软膏”,标记生产日期“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据文史专家介绍,这种档次的医药箱应为日本高级军官配备。

艰难：物品已越来越难收集

为了更好地展现当年伏击战的时代全景,刘铁飞广泛收集抗战物品,先后到过北京、济南、台北等地,甚至冒酷暑赶到刚拆毁的高密日军慰安所搜集过物证。目前已收藏抗战物品近千件。让他感慨的是,随着近年收藏热的兴起,这些抗战藏品价格也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难收集。

“一张高密的民国照片要一千多元,一套民国版《高密县志》要几万元,以后收藏就更困难了。”刘铁飞说,这些藏品中,花费最多的是一本日本特务机关的极秘文件《山东省建设进步状况一览表》,该文件是从北京拍卖行高价拍得的。

该文件是昭和十八年(1941年)由日本的“山东省陆军特务机关”编写,上盖“极秘”章,其内容涉及山东省县知事任命、行政浸透、警察警备人员装备、保甲自卫团人员装备等,其中的“山东省行政浸透状况表”有较高研究价值。

另一份日军文件《山东省高密县、青岛市胶县农村调查成绩》的收藏过程很是曲折,刘铁飞在济南一家古董店发现此书时如获至宝,但店家告知他此书在前一天已被人订下。与买家一番沟通之后,对方得知这本书中记载的是刘铁飞故乡的内容,并且是为故乡收集资料后,他才忍痛让出,原来他也是一位抗战收藏迷,后来还与刘铁飞成了朋友。

还有一个汉奸县长赠送给日本军官的纯银奖杯,则是刘铁飞从中国台湾购得的。2011年,刘铁飞到台北举办画展时,在一家古董店看到一尊个头硕大但做工精美的纯银奖杯,杯身有浮雕鹰与牡丹图案,吸引他的是杯身上刻有两行字:敬祝:伊藤警备队长临别纪念,招远县知事宋效博敬赠。听店长介绍说,这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日本收购的,在店里摆放近二十年了,是“镇店之宝”。

刘铁飞将此物品的消息发给他父亲,父亲查阅资料后告知他:宋效博1939年秋至1941年任日伪文登县公署知事,伊藤的部队则参与了对平度、招远、莱州、掖县根据地的频繁扫荡。这是一件难得的日军侵华物证。在刘铁飞的再三要求,以及台北山东同乡会老乡的协调下,店主同意让出这件宝物。最终刘铁飞以约15万元将这件宝物捧回家。

目标:建一座公益的抗战博物馆

“我要为这些藏品建一座‘红高粱抗战博物馆\’,要让人们看到它们,并且记住那场伏击战。”刘铁飞说,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即为红高粱精神,而红高粱精神则为抗战精神:坚韧、不屈。他希望通过这些物品所传达出的抗战精神,能在故乡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为了能够更加科学地设计、建设这个场馆,他与高密东北乡考察团专程去四川拜访了抗战收藏专家、建川博馆馆长樊建川先生。樊建川对这个馆的建设提出了建议:这个馆要邻近莫言文学馆、红高粱影视城等地方,这样才能形成集结效应,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藏品,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们的历史价值。

“博物馆的建设地址已选好,目前已进入设计阶段,等到建成后,将免费对外开放,是一座纯粹的公益展馆。当年,这场伏击战牺牲了22人,与他们的壮举相比,我所做的这些算不上什么,只能是对这些乡亲的一种纪念。同时,我也希望热心市民能捐赠孙家口伏击战的相关物品,让这个博物馆的藏品更加丰富。”刘铁飞表示,他与父亲收藏的这批抗战物品,将来会全部捐献给当地政府,以后这个博物馆也将捐出。

刘抱云/文陈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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