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烟台的官办新式学堂 烟台故事
■钩沉孙慧铭在晚清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阶段，作为已开埠近三十年的烟台，随着外国人的大量涌入，其实早就有了新型的西式学校，例如由美国牧师郭显德博士于1866年（同治五年）先后建立的“文先书院”和“会英书院”两所小学，由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牧师在1881年（光绪七年）创办的“内地会小学堂”，由美国人韦丰年联合烟台商界人士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创办的“毓璜顶英文学馆”等等。而境内第一所由国人创办的官方学堂，则是出现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名为“毓材”，取“培育国家栋梁之材”之意，为中等学堂。兴办新式学堂潮流的领头潮对于毓材学堂这所学校，史料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是在2006年版《烟台历史大编年》中有一段简单的介绍：“学制五年，课程有四书、数学、史地等。外文设英、俄、日三科，任选一科。学生伙食由学堂供给。全年经费白银二万两，由政府拨给。”可见，该学堂学生学费、食宿费全免，课程是中西兼学，这也印证了当时传统科举与新式学堂并行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这其中还有个插曲———
为强国人体魄，学堂设有体操课程，但许多师生在科举制中延续下来的教育观念还一时无法转变，认为此课程就是“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盗窃”，故前期响应者并不多，以至于当时对教育维新大力宣传的《大公报》曾发文点名批评说：“体操一门，欲人练筋力，识阵法，由浅而深，必专精而后有实效……烟台毓材学堂体操教习对体操一科不甚着意，开学三月有余，而体操上班不及十天。既上班时，人数不齐，亦不过问。”据统计，自洋务运动以来，清朝先后出现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天津水师学堂等37所国家开办的高等新式学校，但初等教育大多还是依靠私塾、义学和私学，中等教育则依靠书院和府、州、县设立的官学。所以，“毓材学堂”不仅是烟台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就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早的了。也可以这么说，这所在《壬寅学制》及《癸卯学制》颁行以前就创建的“毓材学堂”，堪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办新式学堂潮流的领头潮。创办人是登青莱道员烟台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的创办，早于光绪皇帝在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谕“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应该说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的袁世凯，历来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曾提出“盖兴国大政，莫重乎教育人才”，例如创办山东大学堂、废除科举考试都是他的主导和努力。
而具体负责创建“烟台毓材学堂”的则是登青莱兵备道台。登青莱道始设于清中期，隶属山东省，衙署初设在莱州，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加兵备衔，于1862年（同治元年）3月迁驻烟台后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官位四品，由清政府直接任命。
现在几乎所有提到“毓材学堂”的资料都显示“由登青莱道员何彦升创办”，据称这位江苏省江阴县人通六国语言，被誉为“当代班固”。不过，对于他创办了“毓材学堂”的这一说法，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实际是他的前任李希杰。
我们不妨从民国版《江阴县续志》中的记录了解一下何彦升其人：“何彦升，字秋辇，原名彦谷。栻子。以廪贡生，例捐员外郎。光绪己丑副贡。随铁岭杨儒使美、日、秘等国，摄古巴总领事，旋随使俄、奥，参与海牙和平会第一次会议。彦升佐使者，辑邦交，尊国体。美阻华工，赖彦升力驳，稍弛苛禁。癸卯，授山东登莱青胶道，兼东海关监督。时日、俄交讧，芝罘近战地，彦升秉公法，俄、日无责言。疏河凿井，以开民利。又收回芝罘巡警权，尤为通商大埠所仅见。戊申，擢直隶按察使。迁甘肃布政使，再擢新疆巡抚。卒于凉州行馆，年五十有一。”
由此可见，何彦升是因出使有功，才“授登莱青胶道兼东海关监督”的，时间是在“癸卯”，也就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另外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烟台毓材学堂创办的1900年，遭庚子国变后，何彦升正准备再一次随全权大臣杨儒赴俄国谈判，向俄国商办交收东三省事宜。而也就在那一年，时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的李希杰是忙得焦头烂额：一边和文登知县陈景星会同英国人根据《订租威海卫专条》在威海划区埋界，一边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支持下镇压境内的义和团。
李希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始任登莱青道，《清代职官年表》光绪二十九年“浙江按察使”中记载“九，癸卯，登莱青道迁”，这就说明了其在1898年至1903年9月间在任，直到他擢升浙江按察使后，何彦升接任。
李希杰任职期间，正值甲午战争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入侵，德、英等列强大肆强占胶东，青岛、威海卫被威逼开放之际。李希杰在这五年的作为并不尽人意，可谓“依违其间”，例如1898年与德胶澳总督罗绅达等签订《胶澳租地合同》《胶澳潮平合同》《胶澳边界合同》；1900年容忍“英人借勘划租界之机，肆意扩大租地”激起民愤；1903年义和团被镇压后上书禀请对各国驻烟台领事予以奖赏；等等。但不妨碍他的擢升：《清实录光绪朝实录》中记载，李希杰在这期间“以捐廉助赈，赏山东登莱青道李希杰、头品顶戴”，并被袁世凯以“器识宏深、志气坚定、洁己奉公、才堪应变、功亦甚伟”引见著交部，从而才有了他日后的官至顺天府府尹。
李希杰的这些所为固然与时局有关，但在同样的形势下，他的继任者何彦升却能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为国家收回烟台巡警权、阻止洋人设局划界、支持青年学生赴外留学等等，可谓一个鲜明的对比。毓材学堂成为革命者的摇篮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局面，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新政，掀起兴学的潮流。
新学堂本是清王朝为“图强”“以夷制夷”所设立，却逐渐成了培养埋葬自己的革命者的摇篮和据点，官办“烟台毓材学堂”也是如此，后来胶东辛亥革命的许多代表人物都曾就读于此，其中有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于镛、参与筹建东牟公学的戚守章、文登临时军政分府审判厅推事丛琦珠等等。
这些人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入读烟台毓材学堂时，接触到新的教育，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先后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无一例外成为了辛亥革命在胶东的先驱人物。中国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人的官费留学生是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并逐年增多，到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已达一万两千人。这期间，海外留学生集会结社，聚成革命势力，清朝统治者深感忧虑，但又鞭长莫及，权衡轻重利害之后，逐渐采取向外国主要是日本聘请教员到中国来授课，以代替遣送学生东渡的做法。
其实徐镜心等能够顺利地赴日留学，当时的登青莱道台何彦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何彦升上任后，当时正在济南优级师范就读的丛涟珠拜见，要他支持发动出洋留学之举，请其分函各县知事，招待帮办，曾出使多国、思想开通的何彦升当然是大力支持。丛涟珠于是发动知识分子83人，如徐镜心、谢鸿涛、马秋仪等，自费去日本留学。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山东辛亥革命的骨干。
丛涟珠，字禾生，丛琦珠之兄。与徐镜心、于镛等一起创办后来成为同盟会北方支部所在地的烟台东牟公学，1912年1月领导发动起义光复文登，1928年应聘为山东大学讲师，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专心教育，被誉为“山东近代教育家”。
烟台毓材学堂创办后的第三年，清烟台海军学堂建立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便是从毓材等学堂考取的。1910年（宣统二年）烟台毓材学堂改名为“毓材初级商业学堂”，1911年12月18日，以徐镜心为首的“共和急进会”成员召集各界代表在毓材学堂开会，决定改烟台临时军政府为山东都督府，会上推举革命党人左汝霖为总司令，执掌兵权。民国初，“烟台毓材学堂”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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