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在路上 谨以此文纪念山曼先生
□牟国庆
爱不爱一个人，想不想一个人，以我的经验，不是嘴上说的，关键看你是否能够梦见他，而且这个梦要经常做，剧情还要有不断地演绎。
我这大半生中，经常做梦梦见的人中，有两位，一位是我已经过世三十多年的祖父，一位是已经过世十五年的我的老师——山曼先生。
我和山曼先生是1984年大学读书期间相识的，到2007年他去世，我们相识了二十几个年头。山曼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他的身体很好，在上世纪末我俩徒步考察白洋河的时候，我才三十岁，山曼先生已经是快六十了，但他步履稳健，耐力远胜于我。而且先生性情豁达，我们都认为他会长命百岁的，没有想到，才过了十几年，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2007年3月，也就是在7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让我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就有了每年N次梦见先生的情景，而梦中关于生或死的纠结，竟与祖父的梦境相似。
又到了一年中的清明节，这是纪念亲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写点东西纪念山曼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初识山曼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朝气的年代，也是大学生最有梦想和追求的时代。许多大学生做着文学家的梦，那个时候在烟台师范学院读书的我，也做着同样的梦。系里的老师让我带头成立一个文学社，我与同道商量了一下，1985年夏，“山溪”文学社就算正式成立了。
当然，认识山曼先生是早些时候的事情，模糊的记忆里是1984年夏天，歌词作者曲波先生从东营市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不知道怎么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有一次随曲波到他宿舍去，在宿舍中迎头遇到了一位个子略高、头发略秃的长者，曲波上前打招呼，并介绍说：“这位是山曼老师，《胶东文学》副主编，现在咱们中文系的副主任。”当时能遇见这样一位文学高人，在我而言是十分激动的。
自此我便常常去中文系旁听先生的现代文学课，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萧军等等，他都讲得生动而有趣。
当然，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的，还是“山溪”文学社成立以后，作为社长的我和作为秘书长的王梓莘，我们俩一起去叩开了山曼先生家的门，邀请先生担任我们文学社的顾问。这个时候山曼先生已经迷上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我们想请他多讲一些散文和散文诗的写法，他却想给我们讲儿歌童谣什么的，最后，只好达成妥协，先给我们讲了两次散文的写法之类的，后来便专门讲儿歌童谣之类的东西。寒假的时候，他指导我们文学社的同学回各自的老家搜集童谣，同学们还真搜集记录了不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济南，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大学同学、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李万鹏老师，从此，我也进入了山东省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圈子，而且跟着先生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山曼先生的朋友圈
山曼先生在散文集的后记里谈到自己性格的时候，说自己遇到说得来的人能够滔滔不绝，与说不来的人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这话的确不假。遇到生人的时候，他往往会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对方，不苟言笑。但是，一旦遇到谈得来的老友或者想做事的文友，他往往会成为主角，大家都围绕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话。
1987年，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以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学术研讨会，会期往往两三天，白天的时候，多是他主持学术研讨会；晚上休息的时候，他所住的房间里也总是挤满了人，大都是就某一个民俗领域想展开调查却摸不着头绪的人，这可是找对了人！山曼先生只要静静地听一会儿，就能帮助文友找到调查和研究的办法。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所认识的山曼先生的朋友圈，绝大部分都是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朋友，从他与这些朋友相处的故事中，也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山曼先生能够走上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领域，我想李万鹏先生应该是起关键作用的人。李先生长的瘦瘦的，个子也不高，当时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李、山二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山东大学的同学，而且又是黄县老乡，这份情谊自是不浅。李万鹏老师有个外号叫“赤脚大仙”，据说这名字的得来，有一个故事。李先生的妈妈在暑假的时候给上高中的儿子做了一双新鞋，当时高中在莱阳，从黄县到莱阳一百多里路，李先生舍不得钱坐车，更不舍得穿妈妈做的新鞋子，就打赤脚走到了莱阳，被同学们传为美谈，因此得了这样的雅号。
山东民俗学会成立的时候，李万鹏老师被推举为会长，山曼先生为副会长，叶涛为秘书长。李、山两位曾经的老同学，联起手来共同培育山东民俗这棵大树。学会成立不久，几人就通力合作，出版了第一部民俗学专著——《山东民俗》，其中山曼先生所著文字最多。
因为山东民俗学会有李、山二位先生掌舵，两位先生专著学术，心无旁骛，一切以做事为第一原则，学会内风气正，学术氛围浓厚，因此山东民俗学会在全国学术团体中备受尊重。
山曼先生在散文《海市蜃楼见闻录》中曾经写道：“（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与忘年朋友小徐，去砣矶岛西端的磨石嘴村采风。”这里说的忘年朋友叫徐冰，当时在长岛工作，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后来调到烟台广播电台工作，后来又去北京的新华社学习。
徐冰在北京期间，我经常到山曼家里去，山曼先生也经常讲起这位叫徐冰的“忘年小友”如何陪同他采风等很多趣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及至徐冰从北京归来，我们一见面，就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原来，山曼先生在徐冰面前也没有少提我的名字。大概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算是他的“忘年小友”吧！
后来徐冰到新华社胶东记者站工作，因为都在烟台，我们的来往日渐密切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三人每年都要见好多次面，有时候请山曼先生吃饭，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有一次饭后坐在徐冰开的车上，走到迎祥路和环山路交叉口红绿灯的时候，徐冰不知怎么说起来，说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三人合出一本书吧？山曼先生马上提议说：有一种植物叫“三叶草”，每一根茎上有三片叶子，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我们出个作品集就叫“三叶集”吧，封面上可以印上三叶草的图画。说完，就像马上要出版似的高兴起来。言犹在耳，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啦，可惜，“三叶集”没有成为现实，山曼先生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每到冬季将尽、春天渐近的时候，桃花和杏花往往最初送来春的消息，这个时候，徐冰兄就会给我和山曼先生打电话，邀请我们一起去市郊看桃花或杏花。踏上原野，山上的草还没有完全返青，桃树刚刚长出半片嫩绿的叶子，桃花就急不可待地绽放开来，山曼先生此时的心情就像绽放的桃花一样奔放，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在这一天的踏青过程中，他是充实而快乐的。
我和徐冰兄陪山曼先生看了好多年桃花盛开的情景，直到2005年徐冰兄调到新华社青岛支社工作。
当然，山曼先生的朋友圈里还有好多人，比如福山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多次陪先生采风的叶涛，烟台的姜波、曲绍平，济南的张士闪，青岛的鲁汉，济宁新闻出版局的高建军，枣庄文联的山民，枣庄某乡镇基层干部田传江，杭州浙江出版社的罗俞君，温州博物馆的叶大兵等，都是志同道合的文友。
行者山曼
山曼先生在书里曾经写道：“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
我所熟悉的山曼先生，常年行走在田野村镇采风，回到家里将采风的情况写成文字，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在济南工作期间，因为山东省民俗学会每年都会搞学术研讨会，而且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所以我与山曼先生每年都有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调到烟台工作，和山曼老师见面更加频繁起来，差不多每周都能见面数次，都是我骑摩托车到山曼先生家里去。
我非常喜欢和山曼先生一起采风。和他在一起行走，你的身心都很放松，他为人随和、学识渊博，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所城里考察明清民居，从拴马桩到门枕石，他都能讲出许多学问来，我们还商讨着所城里修旧如旧的改造计划，虽然从来都没有人向我们讨教过。
1993年10月初，计划许久的烟台白洋河徒步考察活动正式开始了。起初考察人员只有山曼与我两个人，考察范围是从白洋河的源头小灵山村开始，一直步行走到白洋河烟台开发区入海口，目的是收集白洋河流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采取的办法是分段考察。十月的秋天，正是天高云淡的季节，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我们俩都穿上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背着相机和背包就出发了，先是坐公交车赶到栖霞县城，然后雇三轮车到达小灵山村，我们找到小灵山村的村民，经过数次访问，确定了白洋河发源地的山谷及其第一口井并且拍了照片，在村里采访了几位老农，收集到了《灵山金牛》和《小灵山宝地》的故事，一番奔波劳累，也算是正式开始了徒步考察。我们要用我们的双脚丈量白洋河流域的每一寸土地，心情愉悦而亢奋。
次日我们从栖霞县城出发，徒步考察庵里水库（现在叫长春湖）到松山一带，我们选择从山高路险的南岸考察。上午的考察，还算顺畅，下午的旅程却是相当的艰难，朦朦胧胧的山间小路时断时续，低矮的松树杂草阻挡着前进的脚步，不时冒出的水湾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长途跋涉，总是在我们看到希望的时候给我们失望的打击，本来以为可以轻松走到下游堤坝，结果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快到松山镇的时候，我的脚已经磨起了两个水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山曼先生虽然也有些累，但是并不像我那么狼狈。
走了三四天，我们徒步走到福山高疃镇，行程过半的样子，也已经采集到了几十首民间故事需要回去整理，我们便乘车赶回烟台。回烟台不几日，福山的吕伟达到山曼家里去，听我们说起采风的乐趣，他也要去走一天，行程正好就是高疃到门楼水库一段，我说了徒步水库流域的艰难，我问他：“你行吗？”他把声音扬的高高的：“我怎么不行？年轻的时候推小车，我能一口气推六百斤东西走好几里路呢！”自有一股英雄气概让人敬仰。
我们便乘车赶到高疃镇，从这里继续往下游徒步采风，这次，我们走的是门楼水库的北岸，因为所走之处基本没有路，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水湾让人绝望，天近中午时分，吕伟达再也坚持不住，一个劲要返回公路乘车回去，任我们在后边怎么喊也不回头！这也成为踏游中的一个小故事。
总共七八天的徒步采风结束以后，我们整理出白洋河流域几十个传说故事，另外在《烟台日报》刊发了一组六篇《烟台的母亲河——白洋河踏游》的散文，一起共计16万字，由栖霞白洋河酒厂赞助，结集为《白洋河的传说》一书，算是这次徒步采风结出的果实。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先生在黄河下游的一段采风过程。我与山曼先生在东平县城会合，然后我们一起赶到东平湖南岸，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平湖还比较落后，我们住在一晚只要两元钱的土炕上，大约是跳蚤之类的东西太多，本来还算泼辣的我被咬得一晚上也没有睡好，山曼先生却倒下不久就打起了均匀的鼾声。那几天，白天到湖上船上找渔民采访，晚上请老渔民唱摇橹号子，山曼先生总是处在兴奋状态之中，随身带的采访本也被他密密麻麻记了几十页。
随后我们赶到河南兰考东坝头一带采访，遇到宰人的三轮车和落日下满树的乌鸦；在开封朱仙镇，我们共同寻访传统年画的印记。随后在洛阳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赶到洛阳的时候已近中午，我们找到一处旅馆住下，吃完午饭后，按照常规我们都要午休一下再工作。可是刚刚躺下十几分钟，山曼先生便爬起来说：“国庆，我查了一下资料，书上说这里有个乡镇出一种民间玩具，非常特别，我去看看，傍晚肯定能回来。”已经十分疲惫的我随口答应一声，便听到先生下楼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午休起来后便忙我的工作，傍晚回到宾馆等山曼先生，可是等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我饿的肚子咕咕直叫，却不敢出去吃饭，怕他回来找不到我，心里还十分担心他的安全。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大约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山曼先生身后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头上冒着热气赶了回来。
原来，先生只是在资料上了解到洛龙区李楼镇有一种白底的泥娃娃，下午他想乘车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汽车，就步行十几里路赶去，到了镇上一打听，说是以前有用模子磕的，现在早就没有人做了，在离此地十几里路的凉洛寨村，还有人在做。他就步行赶到凉洛寨村，果然找到了几户还在捏泥娃娃的民间艺人，买到了这些非常独特的白色泥娃娃。山曼先生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又一个造型不同的泥娃娃向我展示，脸上满是幸福的笑。
2007年正月，我去看望山曼先生，先生胸部安装了一个进口的心脏起搏器，像手表一样突起的东西。先生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山曼散文》，很费劲地写下“国庆存，丁亥年新春，山曼”十个字，我说：“山老师，盖个章吧！”他说：“你自己盖吧，我没有力气了。”我寻了印章盖上，心中无限惆怅。这几年，山曼先生像一个气球，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子，气在一点点地泄去，身上的力气被一丝丝地抽走，在3月27日的时候，灯枯油尽，撒手人寰。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了为什么我这么多地梦见爷爷和山曼先生，原来，这二人对我的人生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爷爷正直的性格和行为影响着我，让我一生少走弯路；山曼先生淡泊名利、专心做事的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能够远离纷扰，渐入真实之境。
先生从一位作家华丽转身为一位民俗学者，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出版了《山东民俗》《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记》《山曼散文》等十几部专著。先生这十几年做的事情，是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
国外有个谚语说的好：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是否长寿，关键看你记住了多少事情。我想补充一句，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你是否长寿，关键是看你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人还深深地记着你。我想，山曼先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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