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乡师校长吴伯箫

□孙桂廷

始建于1930年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人们惯称之为“莱阳乡师”，尽管在1937年末因日寇侵犯而告停，但其办学影响力不可小觑。

在前后七年的莱阳乡师办学史中，共有两位校长在此供职。第一任校长董凤宸，为创建莱阳乡师和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他过早地在抗战时期病逝。继任校长吴伯箫，受命于危难之际，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文化名人，他在莱阳乡师的履职岁月可圈可点。

吴伯箫是中国文坛上一位受到颇多赞誉的散文作家，有17篇散文被选进了建国后的中学课本。他纵横教育界，从建国初期的大学领导到中国教育出版社的领导，春华秋实，奉献良多，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吴伯箫曾经出版了许多杂文集，其中之一被命名为《北极星》，而他本人也被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北极星”。

莱阳乡师本来名师济济，王衷一、王冶秋、何其芳、瞿亚先等十几位老师都是不同凡响之辈，吴伯箫的加盟，更使得乡师校园锦上添花。作为继任校长，抑或品位使然，他请来了他的老朋友老舍、臧克家等大师级名家来校任教讲学，足见其卓尔不群的居高格局。

其实要写吴伯箫并不难，山东省有个“吴伯箫研究会”，很多资料可以借鉴。但他在莱阳乡师留下的岁月足迹，则委实需要拂去许多历史的浮尘。

吴伯箫曾经在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供职三年，在济南乡师（省立第一乡师）担任教务主任，又在省教育厅担任高教主任科员。他担任莱阳乡师校长的时候，正是我国爆发全面抗战的前夕。当时乡师几个层面的地下党很活跃，一是学生党组织，公开成立“抗日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开展聚会演讲活动，而且还到烟台、文登等地发展抗日组织；二是教务主任王衷一是1927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再加上1925年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县委书记的鲁迅挚友王冶秋，他们都是学生运动的引导者和保护者。

吴伯箫不是党组织的人，但他向往革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感，热情支持师生们的爱国行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们演出了《我爱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许多抗战剧目。吴伯箫不仅是支持者更是指导者，尽管在公开场合他要躲闪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窥视，暗中还要保护学生。他曾经这样回忆说：“办乡村师范，站在学生的地位，主观上爱护学生，免遭军阀的逮捕杀害，客观上却给有的学生以印象，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白色恐怖压得知心朋友不敢说真话，自家人不敢认自家人呵！”

在莱阳乡师任职期间，吴伯箫还忙里偷闲搞写作。他著名的散文集《羽书》里，有好多文章就是在莱阳乡师写成的。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拥有六百多套桌椅的莱阳乡师，因为日寇进犯胶东，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10月底，学校无以为继，吴伯箫带领乡师学生离开学校向西南转移，尔后又辗转奔赴延安。在《记乱离》中，吴伯箫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四百人，为了救亡，将我们的学校，那和平日子弦歌的乐土，忍着痛白白地抛弃了。总还记得吧，出发的那天早晨，大家冒了大雨后仲冬的寒冽，鸡叫就起来，不点亮灯，彼此摸索着收拾行囊，四百人竟也听不到一点什么杂乱的声息。沉闷是那时的悲歌啊！一声集合的号音，将我们赶到广阔的操场去，记得微茫的星光下，黑黝黝整齐的队伍里发出了多少悲壮的嘘唏。记得静默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呼‘中华民族万岁’！”

吴伯箫所描述的这场面，是何等的悲切，又是何等的悲壮！我猛然想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炉，正是在血与火那样的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吴伯箫还写道——

“后来我们终于出发了，校门前大家郑重地举手敬礼，落在《枪在我们的肩膀》那歌声后面的，是那么整齐的房舍，精致的校园，满藏的图书仪器，同千万种回忆与怀念。”

这种家国情怀的演绎，不仅仅表现在“壮士断腕惜别离”的那一刻。有些来不及一起撤离的学生，如五级学生姜林东、高锐（后来都成为了共和国将军）等五名同学，借了几辆自行车，一路乞讨，风餐露宿，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至少有两位鲁大史上的名师参加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个是红色诗人何其芳，另一个就是散文作家吴伯箫。正是他们，在鲁东大学的桃李园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又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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