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
□王滨
淄博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套珍贵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是该馆于2009年在上海嘉泰秋季拍卖会上,经过十几轮激烈竞价后拍得的。该套《聊斋志异》为16开线装本,全套两函16本,长20厘米,宽12厘米,总重1705克。书扉页的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为大字隶书书名“聊斋志异”,下款题写“青柯亭开雕”。其题款字迹饱满,运笔有力,顿挫有致,富有节奏感,笔锋苍劲而不张扬。卷首有余集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赵起杲弁言、聊斋小传(淄川县志)、聊斋自志、刻聊斋志异例言、王士正及鲍廷博等人的题词,最后是十六卷总目,卷末附蒲立德乾隆五年(1740)所作跋。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共收文431篇,每卷首篇名前均印有“淄川蒲松龄留仙著”“新城王士正贻上评”。“新城王士正”即清代杰出诗人、文学家王士祯(1634—1711),原名王士禛,因避雍正讳而改名王士正,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赐名士祯。蒲松龄曾携《聊斋志异》求教于他,王渔洋对其作品评价颇高。“开雕”意为开始雕刻,说明该书为木雕版本,而非影印本、翻印本等版本。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且蜚声海外,它以简练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堪称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版本繁多是《聊斋志异》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这是因为《聊斋志异》在完稿之后,卷帙浩繁,加之蒲松龄一生潦倒,无力付梓,所以,它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世间流传。蒲松龄去世后,其长孙蒲立德曾多方谋求官方和私家的资助,亦未能如愿。直到蒲松龄过世五十一年后,同为山东人的赵起杲组织刻印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问世,《聊斋志异》才最终实现了由稿本、抄本到刻本的重大突破。《聊斋志异》的版本,除蒲松龄手稿外,还流传有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二十四卷抄本、三会本等,总数达六十余种。毋庸置疑的是,青柯亭本对后世的影响最为巨大,其后相继出现的版本,如石印本、铅印本、评注本、图咏本、拾遗本、辑校本、合编本、民族语译本、外文译本等,大都以青柯亭本为祖本、母本翻制刻印。在对境外传播中,《聊斋志异》也是外文版本较多的一部著作,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版本近百种,足以说明其影响力。
该套《聊斋志异》无缺本,内页无缺失,雕工精到,笔画清晰,棱角分明,选用纸张考究,印制墨色均匀。经过“蒲学”研究专家盛伟先生等人鉴定,这是青柯亭版本的真本、初刻本,并且还是罕见的初印本!初印本因其印制数量有限,流传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更彰显其珍贵。但是,在它问世的曲折道路上,有一个人居功至伟,他就是青柯亭本初刻发起者——赵起杲。
赵起杲(1715—1766),字清曜,号荷村,又号冠峰,今山东莱阳人。他出身书香门第,是进士赵崙之曾孙。乾隆初年,他以贡生起家任小吏,因为善于治狱、处事英敏,历任福建连江、古田知县,浙江杭州府总捕、同知。乾隆十一年(1746),赵起杲得到两本《聊斋志异》手抄本,如获至宝,对其珍爱有加,遂萌生出版刊印的意愿。之后,在相继采集了周季和、郑荔芗、吴颖思等人收藏的手抄本的基础上,赵起杲又将多部手抄本集合在一起相互校核,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本子。
直至乾隆三十年(1765),因接待乾隆南巡有功,赵起杲升任严州(今浙江省建德市东北梅城镇)知府,随后开始着手《聊斋志异》的编辑校订工作。为更加专业、严谨,他邀请当时杭州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余集担任主编,负责对《聊斋志异》进行校勘、编排、刻印。由于当时木雕制版成书费时费力、耗资巨大,赵起杲动用自己的薪俸甚至典当家产筹集资金,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历经磨难,才使这部《聊斋志异》得以顺利刻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聊斋志异》前12本在严州刻成问世,原本准备一并把余下的4本刻完,赵起杲却因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余下的4本,后由其四弟赵皋亭及友人鲍廷博主持刻成。
纵观清代品类繁多的雕版印刷书籍,若综合评判其优劣,则以私家刻书价值为最高。它们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有名望的文人所刻本人的著作和前贤诗文,此类书大都是手书上版,即所谓的“写刻”,对于纸墨的选用较为考究,完成后的刻本即为精品,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辑佚、考据、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逸书、丛书或影摹校勘付印的旧版书。乾嘉时期的一些藏书家聘请著名校勘学者从事校书刻书,且以校刻丛书居多,其中以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较为著名。
鲍廷博(1728—1814),清代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刻书家。字以文,号渌饮,别号通介叟,室名知不足斋,取“学然后知不足”意。他藏书甚富,广录先人后哲所遗手稿不计其数,仅流传至今且有名可稽者就达140余种。鲍廷博同时也是赵起杲的至交好友。他以藏书家、刻书家的独到眼光看到了《聊斋志异》所蕴含的市场价值,鼓励赵起杲完成刻书。他不仅出资相助,在正式“开雕”后,还帮助赵起杲审定解决遇到的问题。后来赵起杲猝然离世,更是鲍廷博完成了他的未竟心愿,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完整的16卷本《聊斋志异》。所以鲍廷博成为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完整刻印成功的关键人物,自始至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后世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起杲为《聊斋志异》的出版殚精竭虑,为缅怀他,《聊斋志异》的首刻版本即被称为“青柯亭刻本”,简称“青柯亭本”“青本”。“青柯亭”是严州府里的一座普通四柱石亭,当年,赵起杲和编辑勘校人员常聚于亭中讨论稿本,“青柯亭刻本”因此而得名。青柯亭现坐落于严州中学后面,亭匾“青柯亭”三字为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先生的墨宝,亭联“桂馆秋香青柯传世,梅城春丽志异留仙”,则由诗词大家戴盟老先生亲笔题写。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在当今“蒲学”发展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对《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首刻本,是依照蒲松龄原稿本校排的,内有赵起杲的长篇弁言,详细讲述了《聊斋志异》抄本的流传过程,因此,青柯亭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显得更加珍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手抄本相比,刻本在流行传播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印量大且可以避免在传抄过程中发生谬误,保证了书籍版本传承的相对稳定性。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所依据的几种抄本中,山东乡宦郑荔芗的抄本是淄川蒲家的“原稿”之抄录本,虽不一定是定本,但与原稿已相差无几,保证了青柯亭本源头上的纯正。不仅如此,青柯亭本的编者在与各种抄本、稿本做了比较对勘后,改正了稿本和抄本的讹误,提高了书稿的质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长期以来,淄博市博物馆为弘扬和传承地域文化,把与淄博清初三大名人(王渔洋、赵执信、蒲松龄)相关的遗物和文献资料作为征集收藏的重点。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存世量极少,仅有山东、天津等少数博物馆或图书馆有收藏。因此,淄博市博物馆这套珍稀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不仅是祖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大收获,而且为对《聊斋志异》及作者蒲松龄的进一步研究增添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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