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海:探索齐鲁大地文明起源之谜

齐鲁晚报 2019-01-27 05:31 大字

张学海,1934年生于浙江温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原山东省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他是山东先秦考古的开拓者,齐鲁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在他的主持指导下,海岱区发现较多龙山文化城,率先启动海岱史前城课题研究。他提出了国家诞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标志国家诞生的一家之说。他从方法论高度总结了大遗址探掘方法,丰富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本方法。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遍布全省的文化遗产就是极好的佐证。自国家1990年设立“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来,山东省已有19次、共22个项目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全国获此殊荣最多的省份之一。从去年8月至今年1月,本报人文齐鲁版面推出“领队说考古”专题报道,请十几位历届获得“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领队揭开考古工作的神秘面纱,还原他们日夜守护的考古现场。在该报道收尾阶段,本报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张学海先生,听他口述其艰难的考古历程以及山东考古的发展脉络。

>>挖齐城墙主动冒酷暑加班

我196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是山东文物部门的一名老兵。干考古要胆大心细,我上大学时就勤工俭学去挖东周墓葬,不觉得害怕,而是很兴奋。

那时离我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不过三十来年,排除抗日、解放战争,考古学还非常年轻。那一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接着对其中的大型地下文物单位开展考古工作,像齐故城、鲁故城,都要建立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科学记录档案、有(专)人管理的“四有”制度。当时文化部文物局要求以钻探为基础,试掘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调查性发掘,作为辅助手段,通过这个摸清地下的文物分布情况。根据重要价值,划出一般保护范围,是一个大圈圈,大圈圈里面划许多小圈圈,小圈圈就是重点保护范围。

野外条件艰苦,但吃苦耐劳是考古人的基本素养。1964年,我们到临淄齐故城进行四有勘探,刚到临淄没地方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找住处。好不容易在街上找到一个没人住的旧铺面,我们自己带了行军床,摆了两排,一张挨着一张挤得满满的,中间留一个过道。后来我们搬到一个职工院里,五六人住一个房间。然而房前小院里养着羊,清晨四点左右就叫,根本没办法睡觉。差不多一年半之后,工作站建好,住宿问题才得以解决。

1965年,为了搞清楚齐故城城墙的保存情况,在三伏天本是休工的时候,我们便和一位莱阳的文物干部带着探工下工地,冒着酷暑主动加班。天热我们就赶早,五点起床简单洗刷后,不吃早饭,五点半下工,上午十点回来吃早饭,那顿饭吃得真香。城墙沿着河岸而修,曲里拐弯,我们拿着车绳一段一段测量,就这样我们用了差不多半个月把城墙长度算了出来。《临淄齐故城》考古报告集中的城墙就是我们当时钻探出来的。

考古人遇到新发现,都会非常兴奋。譬如1964年我们在齐故城突然发现了马坑还有很多墓葬。不仅有贵族的墓地,还有邦墓(国民的墓地)。当时没有很重要的考古发现,发现这样的墓葬区是非常激动的。

发掘墓葬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神秘。1971年我在临淄郎家庄,在齐故城外挖东周的墓,这个墓就在村边,被破坏得很厉害。挖到下面发现,在椁室周围有宽大的二层台。我们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宽大的二层台?后来发现,那里埋着26个陪葬的人,经鉴定都是女性。其中最小的才16岁,陪葬有玛瑙、玉髓等材质制成的串珠,十分精美。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人的身份应是墓主人的宠妻爱婢,和一般的杀殉还不一样,杀殉的奴仆、侍卫都是埋在椁顶上面,骨架魁梧。这种埋葬形式和如此精美的随葬品我们是第一次看到。

上世纪70年代,在曲阜鲁故城发现了一处公墓区(国君的墓),我们挖了几座大墓,其中有个墓主人身上铺着一层玉璧,身下垫着一层玉璧。最大的一个玉璧直径有32厘米多,可能是鲁国的一位国君。鲁故城是国都,一般很少能想到那里还有一个公墓区,此外还有邦墓区。邦墓区是国民墓区,埋了很多家族墓葬,又分为两种,靠西边的是殷人的墓,另一种是周人的墓,他们分开埋葬。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住在鲁故城中,但他们分区住,这和过去认为的统治者住在都城,被统治者住在邑城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一发现纠正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课题,对周代社会历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通过鲁故城公墓,再反过来看齐故城的贵族墓葬发现也是个公墓。

>>面对大遗址不再“老虎吃天没法下嘴”

考古经过这么多年发展,科技也逐渐融入其中,但有些基本的工具和方法是无法取代的。曾经我的北大同学编写一本纪念册,让每位同学在上面写几句话。我写的就是“手铲探铲释天书”。

我自己有一个手铲,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掘城子崖遗址时,当地的文物干部给我定做的,我很喜欢,尽管有二十多年没有下工地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手铲是考古人随手用的工具,经过长期的实践,样子越来越统一。尽管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手铲依然不可替代。为什么?如果没有手铲,我们就没办法挖探方探沟,我们要刮平面、剖面,清理遗迹,总不能用锄头去刮、去清理吧。

我们用的探铲又叫洛阳铲,它起源于洛阳,是当地盗墓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应用到考古工作中,是中国考古很有特色的一种工具。价格也很便宜,十来块钱一把,对我们考古是一本万利的东西。半圆形钢质的铲头,套上木杆长度可达两米,如果再加竹竿能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竿上拴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还能往下打十几米。

1964年我在齐故城搞“四有”勘探时专门学过探铲,当时河北派来的一名钻探技工叫马尚柱,帮我培训探工。我跟他学了半个月。他人非常好,解放前曾盗过墓,钻探技术很高。

只用探铲,几天时间就能掌握二三十万平方米遗址的整体情况。在勘探齐故城时,一开始我们没经验,面对那么大的遗址,不知道是单一的文化遗址,还是多文化叠压的遗址。不知道究竟面积有多大,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我们感觉就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嘴”一样。

经过长期四有勘探实践,我对探铲及大遗址勘探有了非常深入的理解,到勘探鲁故城时,已胸有成竹。鲁故城面积10.5平方公里,实际钻探只用了十个月就摸清了大体情况。

我们首先在遗址上拉正方形方格网,面积为500米×500米,称为大区。又把大区分成25个100米×100米的操作区,称为小区,一个个小区进行钻探。探工每组六个人,组长进行记录。每隔十米一个探孔,一个操作小区是十排一百个探孔。探孔全部标在米厘格纸上,探孔的地层就记录在探孔旁边。

利用先秦大遗址四有勘探的方法和原理,了解一般聚落遗址的大体情况只需要几天。这样做不用花许多钱,只要有一些水平较高的探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自己培养,到现在山东探工在全国考古界还是数一数二的。

还有辨土,并不是把几条定律一堆的事,里面的学问深着呢。发掘城子崖遗址时,挖出的夯土一开始连大专家都不认为是夯土,后来才确定,那确实是城墙。当时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还是很少的,城子崖的城墙是一面堆土一面打夯,有些地方是手拿着石头砸,打夯的力量有时也不大,夯土不是很规整,一层一层的不整齐不容易辨认。

>>从考古文化研究到探索文明起源

山东号称齐鲁礼仪之邦,是我国少数几个最早开展考古发掘的地区之一,是中国考古学的一根重要支柱。除了齐故城、鲁故城、薛故城等大遗址探掘,还必须提到的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城子崖之所以被称为“考古圣地”,是因为它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1928年,由山东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组成的山东古迹研究会发掘城子崖,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后来很快以龙山镇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现起到重大影响,动摇了当时几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极其重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城子崖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的头等大事。

还有一件事情,山东对中国考古贡献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考古已实行领队负责制,可领队水平总体不高,年轻领队很欠缺。国家文物局就决定在山东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委托我们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助。培训班在兖州办了六期,后到郑州办了几期,共培训学员200多名。培训班办班非常严格,答辩考核不及格不通过,没有领队资格回单位后就不能当领队。对于这件事我们山东全力以赴,这个培训班的举办也改变了中国的考古状况。

以前许多考古人愿意挖墓,因为有器物,研究瓶瓶罐罐,工作比较简单。这个阶段是比较低的一个阶段。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逐渐向重点研究社会的阶段转变。再发展,考古的重心转向聚落考古转变。

聚落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变化,系统开展聚落考古,是获取社会发展变化信息的基本手段。墓葬只是聚落中的一项,不仅要单纯看一墓一器,还要分析遗迹器物之间的关系,房址和窑址之间的关系。聚落考古是一个长期的发掘过程,一般不是三五年就能解决问题的,像城子崖起码要发掘二三十年。

文明有许多不同的标准,我主张国家的诞生是文明起源的根本标志。因此要说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要探索国家的诞生过程。

1987年,省文物局让我们承担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山东普查。在普查中我发现,山东的这些周代重点文物区,比如齐故城、鲁故城、薛故城、莒故城等地区是史前文化聚落集中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都有一部重要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史。

于是,我便对山东的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遗址进行了梳理。发现聚落分布形态经历了从一两个孤单分布,到三四个成组分布,再到五个以上成群分布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当反映了由独立氏族到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历程。

从这一梳理中知道聚落群是在大汶口、龙山文化的聚落分布形态,但是聚落群有可能是从北辛文化之末产生的。我认为聚落群开始阶段是部落,后来发展成国家,国家的标志是聚落群的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型层级结构。也就是中心聚落已成为“都”,少数中间聚落是都下的“邑”,绝大部分的小聚落是“聚”,也就是村落,关键是“都”的确认。“都邑聚”式金字塔型层级结构,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所以海岱区的国家诞生于距今5000年左右,现在看来很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二三百年的阶段。海岱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也可以说中国是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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