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夼任教一年多
张荣起撰文/供图
那天，家里来了两个年逾古稀的客人，我一时认不出。年长一点的先开了口：“老师，我叫柳忠彬，是你的学生。”“你是巨夼村的？”我惊奇地问：“你就是那个胖乎乎圆圆脸蛋的小学生柳忠彬？”“是啊，老师，那时我才10岁出头，上二年级，不懂事，可惹你生气了！”岁数稍小点的插言：“老师，我叫柳忠玉，你可能记不起我的名字，我只跟你念了两三个月的书，但你教的歌、讲的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这两位的到访，让我的思绪回到了60多年前。
1951年1月，16岁的我考取了莱阳师范初师部。当时，胶东半岛东部各县（时属文登专区）文化较发达，而交通闭塞的中西部山区，文化相对落后。毕业前夕，学校发出支援山区教育的号召，我们乳山、海阳、牟平的十几个同学写下了“愿把一生献给贫困山区教育”的决心书，于是，我们被分配到了胶东屋脊栖霞。
1954年农历正月十六，我背着母亲打点好的行李，行李上插了一把京胡，告别了故乡，来到栖霞19区（桃村区）一个100多户的山村———巨夼任教。
那天天气晴和，迈过村前薄冰下流水潺潺的小河，不远处，就是位于村中段的巨夼小学。学校是一所旧祠堂，正厅三间，是一二年级教室，对面的南厅，是三四年级教室，教室西头隔出约两米半的空间作办公室兼卧室。两教室之间靠西墙搭起3间简易厢房，存放着柴草等杂物。全校100多名学生，连我在内两名教师，实行复式教学。主任教师姓栾，50多岁，已先我到校，在校园里集合全体学生举行了简易的开学典礼，也算是对我这个新老师的欢迎仪式。我的教学生涯从此开始。
当时的栖霞小学教师队伍，初中肄业或在北海中学读过一段书的，都属高学历，他们或任高小教师，或任学校领导。所以我们的到来，教育主管部门非常器重，学生家长和村干部更把我们当成宝。由于学生年龄相差悬殊，小的比我小10岁左右，大的比我还大四五岁，组织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我们毕竟是科班出身，语文、数学、音、体、美，样样课程都能上；到校不久，就把山村孩子耍野的心凝聚起来，学校出现了积极活跃的学习风气。
学校的教学设施，除了残缺不全的桌凳，唯一可用的就是一盒粉笔、一盏小煤油灯。半间办公室，除去两人睡觉的土炕，所余空间，只能放下一张两抽（屉）桌。晚上备课、批改作业，其中一人必须在炕上安放一张小炕桌，再添一盏小灯。学校没有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在村前河边一块平坦地方上体育课，只能教立正、稍息、齐步走，充其量是用我的京胡拉着曲子，教他们扭大秧歌，或做各种“唱游”活动。我们的同学有几个分配在邻近村庄，情况和巨夼大致相同。
星期天，周围十几个村庄的初小教师，要集中到中心完小进行教研活动。我们学区的荆子埠中心完小，共十几个教师，学生五六百人，除了初小，还有高小两个班级，教学条件比村小要好些，但也没有操场，唯一的体育器材是一副双杠，安装在一棵大白果树下的空旷场地。借教研活动之机，分配在本学区任教的同学得以见上一面，同时还可以重温在师范上体育课攀双杠的乐趣。因此，每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双杠前聚会时，总是恋恋不舍，而且留下了我们在村小任教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
白天教学生，晚上，教室里有青年夜校，我兼上他们的文化课，也教唱歌。晚饭后，总有三四个人有意提前到校，每每询问老师一天的生活情况，随时排忧解难。有两件事使我难忘。一是修建篮球场。一天晚上，几个中老年村民和村负责人来校闲聊，无意中看到我在荆子埠完小双杠前的照片，又听说缺乏器材、体育课难上，当晚，他们就七言八语地合计了一下，有物出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心帮学校建个篮球场。第二天就割倒了一棵树，会木匠活儿的柳继忠自告奋勇，做成了一只篮球板，大伙儿又凑钱买了一只篮球。虽然只能打半篮，但在全学区，我们也是唯一能开展篮球活动的学校。另一件事是改造办公条件。有几个热心人看到学校的办公室窄绌，平时连个别辅导、与学生干部议事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便自带工具和材料，用高粱秸秆做成壁子（外表用草泥抹平，用旧报纸糊起来），把简陋的厢房隔出一间，从此我们告别了两个人在办公室时连腚都调不开的尴尬局面。
在大伙儿的热心支持和师生的努力下，一向在学区名次落后的巨夼小学，不论是学区学生文娱汇演，还是区里进行的摸底检查，总是名列前茅，连全区扫盲与青年夜校大检查，巨夼也由落后村变成了先进村。
翌年清明节后，栖霞教育局调我到桃村镇完小任教。消息传来，巨夼村人不干了，村干部、家长、学生日夜轮班，把住校门，不放我走。后来区里派人来做工作，说：“你们村需要张老师，高一级的学校更需要他，我们应以大局为重，不能耽误张老师的前程啊！”这才说服了家长和学生。
临走那天，学生们哭着送我，一二年级的小同学，紧紧抱住我的腿，让我多逗留一会儿。村干部备了一头骡子，把我简单的行李捆绑好，在道口上候着。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来，排成长长的队伍，含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那场面，那真情，让我也禁不住流泪了。
一晃60多年过去了，我从教初小、高小开始，继而教初中、高中，现在，从栖霞一中退休已经24年了，但当年巨夼那些孩子们的模样和名字，大多还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也时常惦记着我。不久前，与柳忠彬同班的一个学生叫柳忠甲，从部队退休后在南京安度晚年，通过网络千方百计找到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如数家珍地说起小时候在巨夼小学上学时的往事，他竟能记得我当年进村时后背上插着一支京胡迈过村前小河的情景。当年那些学生，最小的也早已成为古稀之人，我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那段往事是忘却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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