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就怕亲朋来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人最愁青黄不接时难以糊口，城里人则吃的用的都要凭票供应。对此我感受很深。谁料，仅仅过了四十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质变，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出生在莱阳农村的我，儿时的记忆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青壮年农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挣十个工分。工分需要在年底决算后才能确定分值，也就是相当于多少钱。在我的家乡，十个工分一般值二分钱，只能买一盒火柴。因此，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

生产队分给我家几分自留地，到了秋天，父亲要种上二百多棵大白菜，还要种些萝卜，这就是全家人从入冬吃到来年四月的所有蔬菜了。我经常埋怨母亲：“咱们家为什么天天吃白菜和萝卜？ ”母亲对我说：“没办法孩子，你看看谁家不是这样？有大白菜吃，有萝卜吃就不错了。”入了冬，母亲就腌上一大缸萝卜，之后家里的一日三餐，基本是地瓜干加萝卜条。一听说有亲戚要来，母亲虽然表面上是高兴的样子，实际上却惶惶不安，六神无主。每年从生产队分到的白面有限，家里平日根本舍不得吃。亲戚来了，母亲就会包饺子，白面饺子用来待客，地瓜面掺上极少白面包的饺子给自家人吃。

1964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莱阳医院工作。 1982年我老公部队转业被安置在青岛，我也由莱阳医院调入了外贸部青岛疗养院。老家的亲朋好友得知我迁居到青岛，都十分惊奇和羡慕。从此，到青岛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看病的，有出差路过的，有度蜜月的，还有在青岛上大学的。如此这般，人来人往不断。

人家是扑着我来的，我总得尽点地主之谊。虽说极少有在我家借宿的，但操办一迎一送的饭菜也是个大难题。我们两口子又好面子，担心招待不好乡亲，他们回村会说我到了大城市变了样忘了夲。所以，我俩想尽办法储备吃的东西。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青岛除了几个大集，没有农贸市场，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票。就连最隆重的春节，每户凭票也只能买到五斤小杂鱼、五盒大前门烟、五瓶青岛啤酒、半个猪头，偶尔也会供应半斤瓜子。平日里的副食品，比如花生油、鸡蛋、猪肉等等也是凭票供应。

春节凭票买到的东西有限，我们从来舍不得自己吃完，必定留出一部分招待亲友。因为我们家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敲响，如果毫无准备，会让亲友和我们都很尴尬。那时，我和老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百元，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资助农村的母亲，所以一直是精打细算过日子。

从前，农村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今天，工分、公粮、各种供应票证早已一去不复返，变成了历史名词。所有的消费品也几度升级换代，过去是想买买不到，现在是想买随便买。就说我们家吧，无论亲朋好友何时到访，不用多大工夫我就能去农贸市场或者超市买回各类食材，再也不会因为菜篮子空空而发愁了。如果不愿意在家忙活，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酒店吃饭，把做饭炒菜的时间省出来聊天。

黄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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