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就怕亲朋来

青岛早报 2018-09-13 06:27 大字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人最愁青黄不接时难以糊口,城里人则吃的用的都要凭票供应。对此我感受很深。谁料,仅仅过了四十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质变,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出生在莱阳农村的我,儿时的记忆始于上世纪60年代。那时,青壮年农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挣十个工分。工分需要在年底决算后才能确定分值,也就是相当于多少钱。在我的家乡,十个工分一般值二分钱,只能买一盒火柴。因此,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

生产队分给我家几分自留地,到了秋天,父亲要种上二百多棵大白菜,还要种些萝卜,这就是全家人从入冬吃到来年四月的所有蔬菜了。我经常埋怨母亲:“咱们家为什么天天吃白菜和萝卜? ”母亲对我说:“没办法孩子,你看看谁家不是这样?有大白菜吃,有萝卜吃就不错了。”入了冬,母亲就腌上一大缸萝卜,之后家里的一日三餐,基本是地瓜干加萝卜条。一听说有亲戚要来,母亲虽然表面上是高兴的样子,实际上却惶惶不安,六神无主。每年从生产队分到的白面有限,家里平日根本舍不得吃。亲戚来了,母亲就会包饺子,白面饺子用来待客,地瓜面掺上极少白面包的饺子给自家人吃。

1964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莱阳医院工作。 1982年我老公部队转业被安置在青岛,我也由莱阳医院调入了外贸部青岛疗养院。老家的亲朋好友得知我迁居到青岛,都十分惊奇和羡慕。从此,到青岛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看病的,有出差路过的,有度蜜月的,还有在青岛上大学的。如此这般,人来人往不断。

人家是扑着我来的,我总得尽点地主之谊。虽说极少有在我家借宿的,但操办一迎一送的饭菜也是个大难题。我们两口子又好面子,担心招待不好乡亲,他们回村会说我到了大城市变了样忘了夲。所以,我俩想尽办法储备吃的东西。

那个年代实行计划经济,青岛除了几个大集,没有农贸市场,买任何东西都要凭票。就连最隆重的春节,每户凭票也只能买到五斤小杂鱼、五盒大前门烟、五瓶青岛啤酒、半个猪头,偶尔也会供应半斤瓜子。平日里的副食品,比如花生油、鸡蛋、猪肉等等也是凭票供应。

春节凭票买到的东西有限,我们从来舍不得自己吃完,必定留出一部分招待亲友。因为我们家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敲响,如果毫无准备,会让亲友和我们都很尴尬。那时,我和老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百元,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资助农村的母亲,所以一直是精打细算过日子。

从前,农村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今天,工分、公粮、各种供应票证早已一去不复返,变成了历史名词。所有的消费品也几度升级换代,过去是想买买不到,现在是想买随便买。就说我们家吧,无论亲朋好友何时到访,不用多大工夫我就能去农贸市场或者超市买回各类食材,再也不会因为菜篮子空空而发愁了。如果不愿意在家忙活,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酒店吃饭,把做饭炒菜的时间省出来聊天。

黄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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