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于德同志

烟台日报 2018-02-13 12:15 大字

□于泽宜烟台日报的老读者可能记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曾经有一位驰骋在祖国大江南北，经常以脍炙人口的妙语名文而享誉读者的一个人。他就是60年代初从烟台日报走到全国最高权威通讯社———新华社的于德同志。他是烟台日报的光荣，也是我们这些曾经与他一起战斗过的同仁们的骄傲！他的人品文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于德同志曾先后任过烟台日报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山东分社烟台记者站站长、山东分社社长、内蒙古分社社长等职。

我有幸认识于德同志，是在1958年夏季。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原《烟台劳动报》要改为《烟台日报》。在报社扩编时，我被调进报社当记者。当时，于德同志任报社副总编辑。从此，我有幸与于德同志朝夕相处。我们不光办公室相隔很近，而且宿舍也只有几步之距。耳濡目染，我对于德同志的为人处世，自然日渐有所了解，我们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即使在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强加其莫须有的罪名时，我的内心深处依然对他保留着仰慕之情。1961年，他被平反昭雪后，到新华社工作，直到逝世之前，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却一直都是高大的。1998年，在我的《笔情墨趣》一书中，曾撰写了《于德同志教我当记者》那样一篇文章，表达了我对这位恩师的崇敬之情。“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于德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仅就我个人之狭见，以下几点当是于德同志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1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德同志的一生，是坚定执着、顽强进取的一生，坚持走的是勤奋艰辛、自学成才之路。于德同志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市。他只念了4年半村塾，13 岁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当印刷工。可能正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薄、不能适应革命工作需要的缘故，于是，便发愤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本领。1947年春荒，他所在的新华印刷厂规定每人每天只供给半斤玉米，做饭时必须以野菜为主才能勉强填饱肚子。于德同志与大家迎着困难上，从不叫苦。他们每天到离单位驻地很远的地方去挖野菜，摘树叶。在坚持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参加拉犁和刨地等农田劳动。有时还深入农村去采访。当时，他与另一位同志共同创作了民间歌曲《王大妈度荒》，刊登在《胶东文艺》上，对备战、度荒起了一定的作用。就在这年的秋天，他挥笔写出了不朽的散文《耧铃》，生动地表达了农民群众的由衷喜悦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这年他才19岁。他的写作基础，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边工作，边学习，逐步积累起来的。

按理说，在他当了地方报社的负责人之后，完全可以松松快快地干工作，不必再自找苦吃，可是，他却依然勤于学习，勤于思考，自强不息，不断攀登。于德同志不像有的人那样，喜欢把业余时间用在交际上，而是主要用在钻研业务上。他是个“读书迷”。我们在一起工作时，经常看到他深夜还在伏案学习，往往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早晨，我们经常看到他夹着头天晚上看过的厚厚的书刊在赶路。天长日久，没有人不知道他习惯夜间在灯下看书学习。由于他博览群书，脑子里不光装着政治理论，也装着新闻、文学；不光装着中国的事儿，也装着外国的事儿；不光装着现代知识，也装着古代知识，可谓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就是凭着成年累月的积蓄，使本来书底子不厚的他，最终成为新闻界的一位知名度高的高级记者，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他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走自己的路》通讯评论集，就是对他自强不息、不断拼搏精神的最好见证。

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够发愤图强地学习和工作，固然是可贵的，而在遇到挫折和不幸时，仍能不失信心，继续攀登，则更是令人钦佩不已。于德同志在被错给他戴着“右倾”帽子时，他被下放到烟台钢铁厂当一名车间副主任。他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工人打成一片，完成所分工的任务。在得到平反后，开始被调到新华社烟台记者站工作。他重新拿起记者的笔，谱写新的篇章。当时他的《月夜谈心》、《中秋赏名酒》、《耧点儿》等几篇特写，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大众日报》上，给读者们留下了长久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从这些作品中，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于德同志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几十年来，作为他的下级和学生的我，每逢看到报刊上有他的佳作发表，总要先睹为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61年到1988年离休前的20多年，于德同志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先后奉献给读者的通讯特写和人物专访就有50多篇，评论、随笔等30多篇。这些精品来之不易，全部浸透了于德同志的脑力和汗水，是他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结出的累累硕果。富有特色的创新精神。于德同志的新闻作品以独具一格、标新立异闻名。他既不愿重复自己，也“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总是走自己的路。在我们一起工作时，不用说他写的文章，就是他设计的版面，制作的标题，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大家一看便知是出自于德同志这位大家之手。正是他的与众不同，才能如此地“无声胜有声”。后来他到外地工作，不少行家对他的创新精神，也是赞叹不已的。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评论说：“作家有各自的风格，记者也应该有各自的风格。然而，真正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形成独特风格的记者却不很多。”“于德同志的作品是有其鲜明特色的，这就是：清新，纯朴，深邃”。在中央新闻部门工作的另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领导者说：“于德同志有自己的风格，不论他写的评论也好，通讯也好，都有自己鲜明的色彩，语言朴实而富有表现力，思想深沉而富有感染力，逻辑严密、层次明晰而富有论辩力，善于从人们常见的平凡事物中析出一番新意来。一个人写文章有了自己的风格，是成熟的表现。”以上这些评价并不过分。于德同志虽然对新闻这行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通，但是，最见长的，应属通讯和特写。他写的通讯、特写，尽显其朴素、清新之特色。他喜欢采用白描式和对话式的表现手法，“用简约、洗练的语言，不加雕饰地直接描述被采访的对象，叙述所采访的事物。”为了要表达一些更深刻的思想，他运用对话式，更便于把被采访的对象“内心深刻的思想见解，和事物发展的完整脉络，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由于他把白描式和对话式这两种武器用得得心应手，因此，他的作品总会给人一种朴素而有力度的美的感受。以《月夜谈心》这篇特写为例，足见于德同志写特写之功底的厚实。这篇不足千字的特写曾发表在1961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写的是发生在山东莱阳农村的一个故事。整个作品有景有色，声情并茂，使人读后如临其境，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里略举几段文字：“月亮从东山升起，街上坐着许多歇凉的人。他们抽烟、摇扇，又说又笑，空气十分活跃。”“人们从锄地、积肥扯到当前庄稼的生长情况：‘今年的豆子，可是十年不遇的长得好，现在就大腿深了。\’一个老汉磕了磕烟袋锅说。‘听老人们说，豆子这东西，只要锄角一碰，咔嚓断了，那豆子不顶事！要是碰一下，摆啦摆啦没事，那就准收。今年的豆子就是这样，碰了也不断……\’‘有油气嘛！\’有人补充说。‘豆子好是好，可就是这一阵子豆虫闹得挺厉害，要能把虫灭了，收成保险不赖。\’不知道是谁这样说。‘去年是治晚了，虫子已经圆了头，抗药力大，现在的豆虫，大约不过二指长，才戴三角帽，抗药能力差。\’接着他把自己试验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试验了5墩豆子，15个豆虫死了14个。他这个建议有根有据，很快被采纳了。”这种白描加对话的手法，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接地气”，它把个事物活龙活现地搬到了读者眼前，谁能不把文章一气读完呢？综观于德同志的通讯特写和人物专访，“几乎每篇都散发着泥土和麦谷的香味，每一篇都给人轻松自然、可亲可近的感觉”。这正是他妙笔生辉、独具个性的作品之魅力所在。2重情淡利的平民精神于德同志虽然在20多岁时就踏上了县级领导岗位，一直到登上了国家通讯社的司局级台阶，这是了不起的事。有道是“居高声自远”。然而，不管他的位置有多高，名气有多大，都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他一生对上不卑，对下不亢。和以处众，宽以待下，恕以待人。他与我们一起工作时，大家都习惯地称呼他“老于”，或“于德同志”。谁跟他说话，也没有什么怯意。在我们眼里，他既是领导，又是兄弟，也是师长。他对同志们能襟怀坦白，一团和气。他从不耍威风，不乱批人。即使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也不给有缺点的同志扣帽子，打棍子。他重友情，淡名利，目不视人之短，口不言人之过。他的这种为人，使自己很自然地与一般同志打成一片，心心相印。同志们把他当做亲人，有话愿与他聊，有难愿找他帮。他在生活上，与同志们也没有什么两样。他的衣着并不讲究，吃饭也不挑剔。虽然早年就患有胃病，可是，从来没叫伙房为他做特殊饭菜。有时因为打夜班，早晨起床晚，到伙房买早饭时，饭菜已经凉了。这时，他宁愿凑合着吃，也不愿意叫炊事员为他重新热一下饭菜。由于他能平易近人，不闹特殊，因此，下级对他更加尊重和爱戴。曾在内蒙古分社与于德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后来担任中央领导的刘云山同志，多年前对于德同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于德作为新上任的社长，常和记者们一道，上矿山、进工厂、去草原、下农村，采访调研，有时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举一杯内蒙古人喜欢喝的草原白干，天南海北地闲侃神聊，完全是一种平等自由、无拘无束的气氛。”“我们把于德同志当作师长，他把我们视为朋友。我和于德同志共事不到两年，但在我们的生活历程中，在短短的两年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留下来美好的记忆。”我想，刘云山同志的这段话，不正是我们跟于德同志工作过的同志们的共同感受吗？3深入实际的求是精神于德同志不论当记者，还是当领导，始终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不搞什么“蜻蜓点水”，不偏听偏信，不满足于一知半解，只有在充分掌握了第一手翔实的材料后，才动笔写文章。我有幸多次跟于德同志外出采访。有时是到农村，有时是在工厂。那时，交通条件很差。我们的采访活动，不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严寒的冬天，到十几里、二十几里路远的地方去，都是骑着自行车，只有一个采访本，真可谓“轻车简从”。每到一地，于德同志除了同那里的领导干部接触以外，总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对农民、工人的采访上，亲自聆听他们倾诉的心声。记得1959年春节除夕的晚上，于德同志叫我同他一起到坚持节日生产的钢铁企业去采访。夜幕还未降临，于德同志和我及摄影记者王子华同志便提前吃了年夜饭，踏上了去西郊的路。尽管寒风凛冽，冻得手脚麻木，可是，我们一个通宵，跑了硫酸厂、发电厂、炼铁厂、钢铁厂等五个单位。每到一个工厂，于德同志都亲自到车间、炉旁去同工人聊一聊，和我一起记录着采访对象们所诉的衷肠。这天晚上，我们虽然跑得很疲惫，可是，一想到是同工人同志一起度过了除夕之夜，心中便十分兴奋。后来我俩写了一篇通讯，用了一个版的版面，发表在《烟台劳动日报》的二版上。事后我想，如果没有那样深入实际的采访，是绝对捕捉不到那么多的生动活泼的画面的。跟于德同志外出采访，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上世纪70到80年代，我和于德同志见面的机会很少。尽管如此，每逢遇到熟悉于德同志情况的人，我总要打听于德同志在那里怎样。凡是被我打听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夸他那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我这里有两位同于德同志工作过的人对他的评价。一位是原《瞭望》杂志社总编辑李耐因同志。他是这样评价于德同志的：“于德的采访是深入的、扎实的，是舍得下工夫去掌握多方面事实和资料的，这从他的关于深圳蛇口的报道、牟平宁海镇的报道以及广州铁路局局长杨其华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那些真知、新意来源于对丰富资料的分析和提炼。”再听一听另一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叫方小翔的新华社记者是这样说的：“于德同志说他几乎每篇作品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些相交甚笃的朋友。这不是每个当记者的都能够有的幸运。于德同志重视采访的深入，更重视与被采访者的交流，用真诚去赢得被采访者的信任。他与被采访者不是我问你答的关系，他经常与他们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关心其命运，同情其遭遇，体会其苦衷。他时常与他们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有时甚至作彻夜长谈。他以他的真诚与坦诚，拥有了一批相知甚深的朋友，还有不少年轻人与他成为忘年交。”这些同志的评语全是实在的，没有半点溢美之言。4诲人不倦的“红烛”精神一个人在参加工作后，能够遇上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师长，那是一种缘分和福分。我在踏上新闻战线后，首先遇上了于德同志这位好师长。1958年，和我一起走进烟台报社大门的，有来自机关、工厂、企业的十几个同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对新闻理论全是陌生，而且对如何写消息、通讯这样一些常见的新闻作品，也是一窍不通。就是这样一些新人，要承担起办日报的艰巨任务，谈何容易！于德同志深知这一事实，便像学校老师那样，孜孜不倦地向我们传授新闻业务知识。在他所授的课里，对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怎样写消息，怎样写通讯，都一一作了认真详细的讲解。对于我们所写的稿子的不成功之处，总是耐心地进行指点，说明这里为什么是写得不对的，应当怎样写，以后要注意些什么，都让你真正弄个明白。他提倡记者要成为多面手，要会约稿、编稿，还要会摄影、设计版面。他为了让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摆弄过照相机的人，能够懂得摄影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便把我们召唤到院子里，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拍摄对象、什么时间摄影，应当用什么样的光圈、速度、距离，等等。有时干脆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可谓不厌其烦。于德同志给我们的印象是，只要你肯学，他便肯教；你能学而不厌，他必诲人不倦。在他手底下工作，如果长进得不快的话，往往不是于德同志教得不好，而是自己学得不好。因此，只要想吃新闻这碗饭的同志，总是虚心地听他讲解、指点。于德同志看到大家学习的热情如此高涨，便想把自己掌握的新闻知识，全部地掏给我们这些新兵。“红烛燃尽泪始干”。于德同志最令我受感动的是，在他病危期间，仍然不忘对他的老部下进行教诲。2000年夏季，我的《直言挚语》短文集出版后，马上寄了一本给他，殷切期望他能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时，病魔已把他折磨得很厉害。本来胃癌要做手术，可是因为肝腹水，手术无法进行。他每天只好躺在病床上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斗争。就是在这极端痛苦的时刻，他仍然不让我失望。2001年春节前夕，于德同志在给我发来贺年片的同时，对我的写作提出了最为宝贵的意见，耐心地提出：“大凡短文，包括杂文、散文等，首先是立意要新，不可老生常谈，人云亦云，有了这一条，文章便立得起，是决定文章出手高低，决定文章生命的东西。要令人回味无穷。第二，文章要有精品意识，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因为只有几百字的东西，不能再有半点废话。第三，要有一点文学修养、文学结构、文学语言。类似一、二、三、四几条的构架，一般不宜采用。”我一连看了几遍他这发自肺腑之言，再一次领会他的教诲，真使我感激万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年初一这天的早上，我赶忙给他打电话，一是拜年，二是感谢。可是，电话要了半天，却没人接。这时，我预感到一种不吉之兆。后来听别人说，这时他真的病得生命垂危，随时都有可能离我们而去。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荣幸得很！在他即将与我们永别时，还能为我的写作提出这样具体的宝贵意见，真是难得得很！现在，我真的失去了这位良师益友，再也不可能得到他的教诲了。尽管如此，他有生之年给我的那么多教诲，是我永远也受用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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