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掉包的青春 ——真假杨登科之谜
杨登科公开邀请黄登科在学校门前一辨真伪
杨登科至今保留着自己初中时的学习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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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吴起县80后农家子弟杨登科，1999年初中毕业时考入延安市农校，他的录取通知书、户口、及初中档案悉数被甘肃省的另一位农家子弟黄世权挪用。从此两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黄世权成了杨登科，后又改名黄登科，并成为副镇长。而真正的杨登科错失第一次端“铁饭碗”的机会后，又苦读三年考上大学，终因档案不全，失去了最后一次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
尽管吴起县纪委已经对此立案，但十年对真相的追问，并没有给杨登科一个满意的答案。命运的拐点在12年前出现后，让当事者两人，再次陷入尴尬的十字路口。
我才是真正的杨登科
“我叫杨登科，吴起县楼坊坪中学的毕业生。”杨登科忙不迭地掏出身份证，展现在记者眼前，随口报出一串号码，同时不忘解释：“这是现在的身份证号，以前的被人盗用了。”
7月的延安吴起县，正午时分，酷热难耐。杨登科匆忙从路边一家商店货柜里取出一个纸袋子，闪进出租车里，对记者解释：里面装满了证明自己才是杨登科的原始证据。然后在下一个路口，他又把这些宝贝藏到同学办公室的抽屉，习惯性地还是那句：当心着！
杨登科出生于1982年5月6日。2002年高中毕业，他收到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兴高采烈地到驻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却被告知，1999年8月份，你的户口早已迁往延安市农校。”杨登科说，自己当时就傻了眼。
杨登科在村里开来了自己是“黑户”的证明，驻地派出所重新给他建立起户口档案。“我现在这个户口就是当时补录的，身份证号码也和原来不一样了。所以户口本上显示，我家有一个杨登科在1999年上延安农校，另一个杨登科在2002年在杨凌上大学。”
本想着一切都会顺利的杨登科，人生又被卡了壳。2005年7月，他带着户口和大学学籍档案，回到原籍吴起县，等待分配工作。
“在县人事局交档案时，工作人员说我的有问题，因为没有初中档案，不予接收。”杨登科回忆道，当时工作人员用惊讶的口吻说，人家杨登科早都工作了，怎么又冒出来你这个“冒牌货”。
杨登科找到时任人事局局长，诉说了自己在1999年初中毕业时的遭遇，和大学毕业后再次面临的尴尬。“局长查了我的大学档案，对我的毕业证件做了查询后，最终让工作人员接收了档案。”
“当年毕业的大学生，最初都被安排到事业单位，2008年清理库存人才时，剩余人员全部安排在企业。”杨登科说，由于自己的档案不全，成了“问题人员”，每次安排工作，都会被推脱，“你再等一下。”
杨登科最终还是错过了分配工作的最后机会，至今在县城无固定职业和房子，6年前还因此离了婚。
杨登科的老家在延安市吴起县白豹镇杨园子村杨洼沟门组，家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大哥杨明科说起小弟杨登科，一脸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很好学，是兄妹七人中最优秀的。
“杨家小儿子杨登科是他家唯一一个油花花，还让人家给舀走了。”村民感慨道。
3000元买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中专也包分配工作，所以很吃香。大多数学生都愿意上中专，毕业后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端上‘铁饭碗\’。只有考不上的学生才上高中。”
杨登科解释道：我家孩子多，经济又跟不上，我就只报了中专，希望三年后就能为家里分担些负担。我感觉自己有把握上中专，所以就没有报考高中。
杨登科当年中考成绩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但是最终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一直等到要开学了，感觉没学上了，才在吴起中学找到了上高中的机会，条件是要掏1800元的借读费。
大学毕业后，杨登科发现自己户口和初中档案其实在3年前就被别人挪用了。他才醒悟，三年前自己其实考上了中专，但是被别人顶包了。
“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一件事，就是上大学期间，有一次初中老师遇到我说，都说你在铁边城乡政府上班，都当上干部了。这位老师还专程看了一趟，结果发现不是你。”老师提醒到，听说人家用了你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和初中档案。
经过两年暗地里调查，杨登科发现，“另一个杨登科不但和我同名同姓，出生年月，家庭住址也一样。而这个杨登科的真实身份，其实是距离自家8公里外的陕甘交界处——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紫坊畔乡黄庄村的黄世权。
今年5月29日，黄世权的父亲黄耀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杨志安（杨登科父亲）和我还有亲戚关系，说杨登科考上了延安农校，不想去上，通过杨思（黄世权嫂子的姐姐小名），我大媳妇的姐姐，给我们传（说）的是，娃（杨登科）不上那个学了，户口要出让了。”
“杨思就问我，我说我娃（黄世权）这边也没考上，如果说好了，能行。”黄耀明称，杨志安当时“一分钱也不要”。
“已经给了户口，我说给1000块钱。”黄耀明称，“后来我娃（黄世权）都已经到学校上学了。杨思又跟杨占权（原村支书）说，钱给少了，杨占权就来寻（找）我了。”黄耀明称，他又给了杨志安2000元，加上第一次给的1000元，一共给了3000元。
杨登科称，“黄世权承认是他当年用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上的延安农校。几年前，杨占权曾约我和黄世权一起见面吃过饭，说这个事情别闹了，你也闹不过人家。当时没提到黄世权家掏钱买我中专名额这回事，我也没要求他给我经济补偿，我只提出把我原来的户口、初中档案还给我。结果没说到一起，不了了之。”
看紧任何一个环节就不会出事
杨占权在杨园子村做了近20年的村主任，接着做了10多年的村支书，于2011年退休，今年69岁。他是杨登科的堂爷爷，爱人和黄耀明的爱人是同胞姐妹。
杨占权告诉记者，黄杨两家找他说和，但他对之前的“交易”不知情。“我说再出2000元，一共出3000元。”杨占权称，“双方同意了，钱也拿了。那时候拿学校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办手续，调档案。”
杨登科向记者强调，自己对“交易”录取通知书一事彻底不知情。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要想跳出农门谋一份吃商品粮的途径，只有参加中专和高考两条路，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而言，没有人会为了一点眼前利益葬送孩子一辈子的前程。
在证实自己确实被掉包后，从2006年开始到2013年间，杨登科曾不间断地向县、市有关部门反映自己中专录取通知书、户口和学籍档案被盗用的系列问题，但多年过去，却一直没有处理结果。
“2016年，我父亲去世前，曾叮嘱我，小心黄家给咱家泼脏水。你告人家这件事，黄家上门都闹了好几次了。”杨登科及家人表示，为了证明这份清白，也要把事情闹个明白。
7月20日，记者试图联系杨占权，了解当年“中专录取通知书买卖”的内情，被告知“先一天已经被人用车接走了。”
一位不愿具名、但熟知中专招录程序的老教师告诉记者：中考时，考生档案统一放在县、市招生办。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会发放到县招办、学校或村委会。考生本人可以拿着准考证、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到招生办提取档案，再到当地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这个中间任何一个环节要是复查严格，卡得紧，都不会出问题。”这位老教师强调：“要掉包一个中专录取通知书，必须有教育局、公安局及村委会相关人员的配合。否则，假冒考生即使拿到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可能调走别人的档案，更不可能到派出所办理迁户手续。毕竟你不是考生本人呀。”
吴起县教育局告诉记者，杨登科被顶包一事还是首次听说，会找当年招生办主任高某核实相关情况。
吴起县纪委已经立案
公开资料显示，黄世权利用杨登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在延安农校就读3年，2002年毕业后，就职于吴起县铁边城乡，4年后调到吴起县吴起镇，升职为副镇长（副科级干部）。
2018年7月20日，吴起街道办公示栏，黄登科副主任的工作牌仍在其中。负责农业科技，高效农业，草畜产品开发和征地拆迁工作，分管镇畜牧站。记者检索发现，在街道办下发的同一份文件中，一会出现杨登科，一会出现黄登科。
吴起街办工作人员电话联系黄登科副镇长，传达记者希望见面了解内情的意思后，黄称自己正在包抓的雷坡村下乡。工作人员再次拨打电话，提示已经关机。
记者赶到雷坡村后，村民和村会计均称黄副镇长就没来。记者拨打黄副镇长两部电话，均无人接听，询问具体位置的短信也没有回复。
此前，黄副镇长回复媒体询问时称，不方便介绍具体情况。
对于黄世权如何冒用杨登科身份并改名黄登科，吴起县纪委告诉记者，已经立案，但案情进展及内情不便透露。
吴起县组织部告诉记者，吴起街办副主任黄登科在2006年由杨登科改姓而来，八九月份提升为副镇长。档案资料包括提干经过，都看不出问题。黄登科副镇长目前仍在正常工作。
但是记者一行从黄登科初中档案的照片上，一眼认出了杨登科：中分长发，白衬衣，扎红领带，着黑西服，和杨登科手中的初中毕业集体合影中明显是一个人。却和黄登科档案后面的照片，大相径庭。
组织部干部面对记者有关黄登科履历审查不实的疑问，答复道：我们没见过杨登科本人，再说这些照片都经历十几年了，我才来了两年。
黄登科父亲承认“（户口）改了多年了，（原户口）早注销了。”记者在黄登科的档案里看到，2006年6月19日，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说明自己小时候就被送给舅家“顶门”，跟着就改姓为“杨”，现在想把姓氏再改回来，获得批准。
记者走访了黄登科位于吴起县白豹镇的舅家，村民对黄登科给舅家顶门的经历感到莫名其妙，都表示“人家有两个儿呀，没必要让他顶门。再说，他舅家姓刘，也不姓杨。”
杨登科被黄登科冒名顶替的事情，在吴起县已成公开的秘密。“都闹了十几年了，怎么这事还没解决？”当地一位要求匿名的干部表示，对于凭真凭实学进入国家公职序列的人员来说，都为杨登科的遭遇感到憋屈，也为黄登科学历造假的行为表示摇头，“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中高考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如果分数都能拿钱买，教育公平从何体现？”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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