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胶东红色戏剧久已尘封的那段辉煌
在中国现代红色文化史中，与处于内陆山区的延安红色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不同，胶东红色文化萌蘖生发于地处渤海湾与黄海边沿的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某些与前两者“同中有异”的红色文化特质。胶东红色文学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自然也带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地方红色文学的特点。在陈爱强、张清芳合著的《胶东红色文学研究》一书中就明确指出胶东红色文学的独特之处：“由于胶东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京剧之乡\’（近代开埠之后更加突出）的人文环境优势，因此以京剧为主要表演形式的红色戏剧就在胶东地区这块热土上繁荣发达起来，在艺术成就上反而超过了小说、诗歌和散文这三种类型。”这个结论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胶东红色文学研究》一书利用了近年重新挖掘和整理出来的现代胶东戏剧资料，让久已尘封的胶东红色戏剧曾经的辉煌呈现在世人面前。
《胶东红色文学研究》客观揭示了造就胶东红色戏剧辉煌与繁荣的原因，为除去历史表层的迷雾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除了胶东当地具有源远流长的戏剧表演传统和深厚的民众听戏风气外，更重要的是1938年就在红色根据地兴起的“京剧改革运动”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正如书中提出的：“不但赋予京剧这一传统的戏剧艺术融入胶东红色文化的诸多因素，从而融进红色革命的时代大潮中，而且为传统京剧寻找到了一条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道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革命京剧\’的一系列运动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技术准备。”某种意义上，胶东戏剧成为了建国“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这一见解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由于很多资料毁于战火，该运动解放后也没有得到及时挖掘、宣传等主客观原因，造成“中国现代红色历史中关于传统京剧改革创新的开创功劳往往仅被归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平剧院”，胶东文协领导的胶东京剧改革运动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正如《胶东红色文学研究》用翔实的史料所揭示和发掘的，胶东京剧改革运动带来红色戏剧的创新与辉煌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一批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也得到文学史的承认。《胶东红色文学研究》把胶东红色戏剧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胶东地区京剧改革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艺术收获是‘锣鼓戏\’的兴盛，不过以1944年上演的《闯王进京》为标志，尤其是1945年进入解放战争阶段之后，则迎来了新编历史京剧的繁荣，在京剧表演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然而在当时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很多作家却是不断尝试多种戏剧创作形式的“多面手”。虞棘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作家，“尽管《群策群力》和《气壮山河》两部作品已经体现出虞棘话剧方面的才华，不过他的戏剧才华却是多方面的，他创作的戏剧作品丰富多样，还包括秧歌剧、歌舞剧、歌剧、京剧等”，主要包括五场秧歌剧《改邪归正》、八场广场歌舞剧《张德宝归队》、十一场歌剧《三世仇》、十二场歌剧《解放》和京剧《虎头牌》等；张公弩创作了独幕话剧《一枝手枪》、京剧《牙山起义》、歌舞剧《农公泊》（又名《九尾狐》）等。其中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农公泊》在1949年就被著名评剧表演家小白玉霜改编成评剧，“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主题不仅符合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在艺术形式上还拥有曲折的戏剧情节、细腻生动的人物形象等特点，具备了能够大量传播与广泛传唱的诸多戏剧因素。”
漠雁是著名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第二作者（该剧由沈西蒙、漠雁和吕兴臣集体创作），他也是胶东红色戏剧中的一个代表作家。当时他创作的作品主要有广场歌剧《刘吉祥》、《不要杀他》和《瞎老妈》等。然而尽管他的成名作《瞎老妈》在当时演出时广受欢迎，不过却也不能否认它在艺术上的一些缺陷：“在戏剧情节发展上、人物命运处理上与《白毛女》有更多相似之处，因此这部戏剧带有的模仿痕迹非常明显。”
胶东红色戏剧中成就最大的就是脱胎于“锣鼓戏”中的“新编历史京剧”，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是马少波，“除了1942年创作的独幕话剧《骗局》之外，他在1943年创作《木兰从军》、1944年创作《闯王进京》、1946年的《太平天国》（后改为同名五幕话剧继续演出）和1948年创作的《关羽之死》”均引起较大反响。《闯王进京》堪称是新编历史京剧中分量最重的代表作，“激发马少波创作新编历史剧《闯王进京》的创作契机是1944年郭沫若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马少波在创作时非常注重艺术上的创新：“《闯王进京》剧本吸收、借鉴了话剧的诸多特点，在剧本体制、舞台调度、人物服装和化装上都做出基本性的变化”，因此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闯王进京》的出现既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又把对京剧旧形式的改造创新运动推到新的历史高度，把新编历史京剧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独特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在胶东巡回演出时特别受欢迎，真正体现红色戏剧参与历史建构的意义。
《胶东红色文学研究》以详实的史料、生动案例再现了那段激情岁月，再现那些支撑历史的功绩，揭开了胶东红色戏剧久已尘封的历史的辉煌，还胶东现代戏剧迟到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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