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梵高”石鲁（下）
石鲁画作。
石鲁是中国画坛最耀眼的传奇。
病榻上的石鲁。黄土地上的苍茫雄劲
石鲁在延安的日子无疑是艰苦的，但他毫不在意，延安的一切令他无比兴奋，他先后到陕北公学院、西北文工团从事教育与创作事业。在文工团，石鲁担任美术组长，设计舞台背景、道具等内容，无论多忙，他都没有放松过苦练基本功。那段时间，石鲁白天工作，晚上点着煤油灯画连环画，刻木版画反映生活场景和革命精神，身上随时都带着一个小本本，稍有空闲，他就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也是从那时起，石鲁便长期坚持写生，勤奋不辍，这也为他后来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这段岁月则是石鲁生命中最难忘，最光彩夺目的岁月。陕北的黄土地也成为他人生中积累最丰饶的沃土，无论是延安窑洞、高原厚土、平川大地、黄河激流，都为他提供了艺术源泉，促使他的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迷人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专注于中国画研究，艺术事业蒸蒸日上。他先后担任西北画报社社长、西北美协副主任等职务，他本可以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他决定要走出办公室，冲破会议、文件所构筑的樊篱，走向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火热生活。
是的，生活在召唤石鲁，他需要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和素材。1950年起，石鲁先后到青海藏族居住区、陕南、甘肃等地写生，经过近10年的辛苦奔走，他越过深山老林，穿过大漠戈壁，走上海岛，行程数万里辛苦异常却从未阻挡过他坚定的步伐。
石鲁一边坚持写生创作，一边致力于水墨画的探索研究，他的艺术天才得到了空前的迸发。除了深研中国画以外，他也在年画、油画、版画等方面作出了惊人的创造。其标志就是1954年问世的《古长城外》，这幅作品中的女主人翁就是他在甘肃采风时遇到的女乡长卓玛。在此之后，石鲁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画的研究和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石鲁的绘画创作有了突变，他创作了一批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作品，使得自然魅力和人文精神得到了一种渗透，他独特的创作使描绘黄土高原的技法独树一帜，填补了各家山水画的盲区，尤其是《转战陕北》把中国画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逆境中的执着
石鲁在中国画上的不断创新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一批西安画家自发地来到他身边求学。在石鲁的指导下，他们的作品清新而豪放，主要展现陕北风土人情和淳朴的人。1961年，这批西安画家的作品在北京展览，顿时引起了画坛震动，随即被称为“长安画派”。
石鲁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且对中国画创新热情的高涨，他不断探索并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理念，注重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灵感，在传统中寻找创新资源。渐渐地石鲁以传统与生活为双翼，从表现现实的和谐，到人与现实的矛盾心理，艺术语言已由细腻描写到达“野、怪、乱、黑”的境界，并具有升华艺术本质的意义。
上世纪70年代，因为特殊的时代关系，石鲁曾两度经历了癫狂，一度接近死亡。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过绘画，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长时间在家养病的石鲁，身体稍有好转，但依旧很糟糕。他被疾病困扰着，外出看画展都不得不带上小凳子，累了就坐下休息。后来，他更是连上下床都要儿子搀扶着。便是这样的境况下，石鲁最牵挂、最放不下的还是他手中的画笔。
这个时期，石鲁对中国画的探索更加深远，认识也更为深刻，他的艺术风格也更加精道，创作理念也由从社会理想转向个人精神，力求人与画的和谐统一。此时的石鲁，生命正不断衰竭，而在绘画艺术上却呈现一片勃勃生机，展现了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他那金石崩裂的笔法形成了特殊的“石鲁标志”。正所谓“不求风格但风格自现”，石鲁笔下的华山像一位巨人，顶天立地站满画面，不仅是画更是精神符号，将绘画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人们看画时仿佛觉得“石鲁就是华山，华山就是石鲁。”充分显示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人格魅力。
可以说，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在艺术的长路上，石鲁从未停步。画由心生，这样一颗炽热的心，一直燃烧到了生命的尽头。1982年8月25日，石鲁离世。去世前他断断续续地说道：“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有很多东西要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去之时，仍旧不忘手中的画笔。这样一位“文化英雄”，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了。而他未竟的事业，却被后来者们的承继下来，大家尊崇他，仰慕他，更在那笔墨纸间，传承着石鲁的英雄气息。
【注：参考文献《眉山市人物志》
《石鲁传》 图片皆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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