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持鲜明之立场 写激昂之檄文 发独家之新闻
张季鸾与大公报同仁合影
胡政之(右二)、张季鸾(右三)1939年合影
1939年2月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张季鸾以参政员身份参会，并亲自为蒋介石起草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大会报告稿，张在该报告中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四个口号。上海失守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想调解中日之争，蒋犹豫踟蹰，便找张季鸾商议此事。1937年冬季的一个多月内，张季鸾曾受蒋之托，秘密往来于汉口、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方谈判周旋。当年12月5日汉口版大公报发表了由张季鸾撰写的题为《德国调解之声》社评中指出：“这个调解无希望，因为日本无诚意。日军现在还攻击着我们的首都，还谈什么调解呢?中国抗战为保卫其国家主权领土、决不为屈辱丧权而议和……"
□ 田斌
一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张季鸾随即写出《卢沟桥事件》等篇社评，明确尖锐地谴责侵略，并对当时一些人妥协惧日观点提出批评，指出：“迅速决大计，上与中央连成一片，下与民众结为一体"，团结抗战，共同对敌。一星期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谈抗战国事，张季鸾也应邀前往。据说著名的庐山“七·一七"讲话稿的撰写含有张季鸾的建言。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下山后，张季鸾接连写出了《对于国事之共同认识》、《感谢卫国军人》等篇社评，呼吁军民英勇杀敌夺取胜利。日寇在南京实施残绝人寰的大屠杀后，张季鸾立即写出《勿忘国耻!!!》、《国仇必报!!!》等社评，强烈谴责日寇之暴行。让人警醒的是所写社评均连用三个感叹号。
张季鸾的新闻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公正客观、公允坦言。国民党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大公报予以首肯，共产党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张季鸾也予正面赞评，还在大公报先后登载了毛泽东接待大公报战地记者陆诒的采访谈话和林彪所写的《抗日战争经验》的文章。张并于1937年9月25日在汉口版大公报写出《晋北大捷》社评，赞扬八路军平型关战斗之胜，称其“这个胜利，似在意外，实在意中"，“可见将士之杀敌保国之意志"。
张季鸾在抗战中鲜明的新闻立场在几次场合上得以最充分最酣畅的体现。一是七七事变后，有人想与日寇进行所谓的调停，张即在大公报上写出一篇蜚声一时的著名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文章指出：如果日本进攻占领南京，则决不调停不谈和平。这绝非高调，乃是维护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还说如果南京被占应拒绝一切名为调停实为投降之议论。该社评坦言：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中华民族永不衰落。张写的这篇社评“空气澄清、群疑一扫"，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38年3月8日，他在《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社评中指出：日本侵略靠经济，侵略越久，经济越坏，最后必然崩溃。还指出，中国过去完全自误，一旦觉醒而进行奋斗，力量要比日本大几十倍几百倍。以无穷之抵抗，挡有限之侵略，我们不会投降，中国必然最后胜利，必然能将日本驱出中国。这些言论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悲观论"、“必败论"者，极大地鼓舞了国人与敌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念。
第二件事是1939年2月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张季鸾以参政员身份参会，并亲自为蒋介石起草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大会报告稿，张在该报告中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四个口号，后来陈布雷又补充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两句，成为六个口号。张季鸾作为一名报人能参与国家反抗侵略总体战略决策的制定，也是民国新闻史上的传奇。更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延安召开由边区政府发起的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也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该讲话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所持有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在这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与蒋提出的六个口号精神宗旨是一致的。
这里还要谈及一事。上海失守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蒋介石想调解中日之争，蒋犹豫踟蹰，便找张季鸾商议此事。1937年冬季的一个多月内，张季鸾曾受蒋之托，秘密往来于汉口、上海、香港之间，与日方谈判周旋。当年12月5日汉口版大公报发表了由张季鸾撰写的题为《德国调解之声》社评中指出：“这个调解无希望，因为日本无诚意。日军现在还攻击着我们的首都，还谈什么调解呢?中国抗战为保卫其国家主权领土、决不为屈辱丧权而议和……"该社评也表明了张季鸾的民族正义和绝不向侵略者屈膝妥协投降退让的坚定抗战立场。
二
张季鸾主编大公报颇有特色，除了《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等副刊外，还增设好几个极具特色的栏目，涉及军政、经济、文艺、教育、体育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星期论文"专栏和报社自办的“大公剧团"。做为新闻记者出身的张季鸾，极为重视抗日卫国救亡图存中舆论宣传导向对振作国人的抗战精神，启迪民众心理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这个心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必须用文化宣传思想激励的方式去唤醒、鼓舞、铸就。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于1934年1月起开设，此时日寇的铁蹄已踏入长城沿线关内各口，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张曾赋诗此时危局是：“长城在望，而形势全非;东海无波，却陆沉是惧"，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张季鸾开办“星期论文"专栏目的就是邀约吸引和召唤社会各界人士，以文笔为武器，用思想去启迪，唤醒国人，抵卸侵略，保家卫国。据史料记载，从1939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大公报共发表“星期论文"600余篇，作者达200余人，其中先后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梁濑溟和梁实秋、马君武、潘光旦、张其昀、黄炎培、王芃生、费孝通、张奚若、蒋方震、蒋百里、郭沫若、钱钟书、陈西滢、萧一山、吴宓、顾毓秀、朱光潜、竺可祯、茅盾、于右任、胡秋原、甘乃光、孙科、钱穆、邵力子、陈立夫、老舍、沈从文、夏衍、傅雷、唐弢等一大批军政界、文学界、教育界、科学界、工商界和宗教界的大师名宿专家学者等，这些稿件的内容基本上是抗战爱国，救亡图存。而与上述这些思想文化巨匠们以文际会，使张季鸾在抗战中的新闻救国观和文章报国观得以极高层面的升华。
正当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之际，1938年4月在张季鸾的倡导下，汉口版大公报自行成立了“大公剧团"，团长叫马季良，也是大公报记者。当年6月16日，大公剧团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首场演出三幕国防话剧《中国万岁》，观看演出的有郭沫若、田汉、洪深、阳翰笙、邵力子、沈钧儒、邹韬奋、阎宝航和史沫莱特等人。演职人员是应卫云、舒绣文等，演出结束时，一曲《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和周晓燕女士独唱的“八百壮士"、“松花江流亡曲"，吴乐懿女士以钢琴演奏的“把敌人赶出去"及剧团怒潮乐队的合奏等，极大地振作了人心。张季鸾以文艺方式团结动员各界人士进行抗战的爱国情怀昭然可鉴。
此外，张季鸾还在大公报上增设一文艺副刊《大公园》，经常向该园地发稿的有秦牧、巴金、冯至、聂绀弩、郁达夫、朱自清、胡风、臧克家、袁水拍、王冶秋、许广平、冯雪峰、陈白尘、马思聪、艾芜、洪荒等人。
三
抗战期间，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举国瞩目、影响很大的民国私营报纸，还靠的是报社一大批由编辑、记者和馆站职员组成的精英团体的支持和新闻才俊的拥戴。从1926年9月至1949年9月，特别在十四年抗战岁月里，先后有王芸生、曹谷冰、王文彬、徐铸成、李子宽、张琴南、张篷舟、孔昭恺、张高峰、黎秀石、肖乾、曹世瑛、吕德润、曾敏之、许君远、王礼锡、唐振常、陆诒、李纯青、沈从文和范长江、孟秋江、徐盈、彭子冈、邱溪映、杨刚、高集、高芬、方大曾(后来方在一次战斗采访中壮烈殉国)、唐纳等，这些热血青年记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以采访抗倭杀敌保家卫国事迹，弘扬英勇将士精神为职责，奔向炮火纷飞的战场，在弹雨中谱写出英雄华章。如范长江的《卢沟桥畔》、孟秋江的《南口迂回线上》、陆诒的《娘子关失陷记》、张逢舟的《大场必守论》、唐纳的《夜雨闲话》等通讯报道，脍炙人口好评如潮。大公报还在世界多个国家驻有特派记者，如二战期间及战后驻美国记者杨刚、严仁颖、朱启平、章丹枫、张鸿增;驻英国记者萧乾、马廷栋、黎秀石;驻印度、新加坡记者郭史翼;驻中缅战场记者吕德润和战后驻日本记者高临渡。其中萧乾是二战期间中国唯一派往欧洲的战地记者，萧还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重大事件，他写的《银风筝下的伦敦》和朱启平的《落日》，黎秀石的《死寂的东京》，杨刚的《贝蒂》，吕德润的《会师记》等通讯文章，受到国内外新闻界一致称赞。其中史迪威将军于1944年10月20日致大公报新任总编王芸生的告别信中说：……我求你向中国人民表达我对他们英勇斗争取得成功结果的最良好祝愿，我一向尊重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和良好品质……而吕德润作为随中国远征军采访的战地记者，以出色的工作为《大公报》赢得声誉和尊重。他回忆说：《大公报》很受前方将士的喜爱、官兵们都向我索求看大公报。
还值得一提的是抗日烽火中的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上海成立，范长江等3人为常务理事，报刊界的张季鸾、王芸生等15人为名誉理事。中国青记学会在以后抗战岁月里团结一大批左翼人士进步青年发挥出巨大作用。
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主席民国初期在上海、长沙也曾做过民主报、大公报的撰稿人。还有香港的金庸、梁羽生先生以及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和新中国曾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钱其琛也曾在该报当过记者和职员。
张季鸾与大公报在抗战中之所以持鲜明之立场，写激昂之檄文，发独家之新闻，之所以成为民国新闻报业之列中的旗帜号角，均基于张季鸾和大公报社编采团队所具有的爱国立场敬业精神所获得。
(作者系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本文参考书目：
一、张季鸾集·张季鸾
二、季鸾文存·胡政之整理
三、晚晴集·曾敏之著
四、新闻往事·郑连根著
五、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著
六、大公报忆旧·周雨著
七、百年沧桑·王芝琛著
八、张季鸾纪念文集·榆阳区政协出版
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大公报·王芝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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