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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税收这些事

延安日报 2013-05-24 17:01 大字

现代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贡献”一词,可溯源到税的雏形“贡”。在原始社会时,每人都将辛苦劳动的粮食、布帛、牲畜等作为贡品拿出来,在祭祀大典上奉献给“天神”,以酬谢上天的恩赐、祈福来年的丰收;实际上典礼结束后,大家就平均分配了这些物品。但在古代私有制出现后,统治者不仅完全占有了贡物,并将“贡”变相为向劳动者索取报酬的一种实物地租的手段——此时统治者的逻辑是:我就代表天。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即按田亩产量十分之一纳税的具体方式。“初税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劳动者切实体会到了努力生产带来的收益,从而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它也使我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秦代基本实行的带有军事化的中央集权高度专制的重农抑商的税赋制。商鞅变法时期的《垦草令》中,其中就有一条是加重贵族

阶层的税赋,逼着贵族豢养的食客去务农。秦始皇时期的税率,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也是很高的,以粮税为例,农民竟然要将三分之二的收成交给国家。秦朝在中国的版图上留下了举世闻名的三大“工程”:兵马俑、秦长城、秦直道,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坚实的财力保障,这些工程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秦始皇横征暴敛的税赋制,使得秦国在迅速完成政权统一时又于顷刻间土崩瓦解了,这些现在沧桑喘息着的工程,给后人留下的更有意义的启迪应该是:“安内重于修边”、真正的“长城”在于百姓心里!西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文帝下诏全免田税,历时13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唯一的全国范围的免征农业税事件;到了汉景帝时,国家财力实在难以支撑,又恢复了田税,但仅是

三十分之一的税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时光流转到2006年1月1日时,中国税收史上闪现出一道耀眼的光环:国家最高领导发布命令,宣告废止《农业税条例》。从鲁国实施初税亩算起,我国延续了整整2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寿终正寝!由此,窥一斑而见全豹,笔者以为当前的中国,放眼历史的长河看,也处在兴旺发达时期;而个别人以社会转轨时期的矛盾和问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果,笔者以为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敲竹杠”一词也与中国古代的财税历史文化有关。古代政府对盐也是实行专卖的,但贩卖私盐的人动起了歪脑筋,把竹杠的节头打通,把盐藏在里面,企图蒙混过关,以赚取高额利润;缉私官吏在检查抬着箩筐的人过关时,先要看一看箩筐里有没有破绽,然后拿木棍敲一敲竹杠,听听是实心

还是空心——这就是“敲竹杠”的来历。当然,古代也有诚信纳税的典范人物——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吴山风景区的中国财税博物馆里,藏着的一份税票执照,便是证物。这份清代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税票执照(相当于“完税凭证”),貌似很普通,但上面却盖有一枚由纳税人自己刻制着“但求无愧我心”字样的印章——反映了古代纳税人的心理:按期、如实纳税,但求无愧我心。

对于“国税”和“地税”的区别,许多非纳税户不是很清楚,只是笼统地以为两者差别只是在负责征收的税种不同。但是,我们群众却能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体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特征,延安百姓更能切身感受到了延安地税这几年在“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的重大成效。在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延安市地税局近年的艰辛

历程:从1994年至2010年11月累计组织各项收入388.8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298.88亿元,教育费附加24.81亿元,社保费和基金65.13亿元(税收收入由1994年的1.18亿元跃升到2010年的50亿元以上)。2012年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显示,全市当年度财政总收入444多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39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约占总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同时财政支出和新增财政的百分之八十用于了民生……这一串串的数据,有力地说明,延安地税对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今年的全国第22个宣传月之际,我衷心送上一声祝福:延安地税,一路走好!

秦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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