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传奇示提心核
书中的延安老照片——二道街原有的基督教堂
书中的延安老照片——延安城
这是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延安历史的“百科全书”，大约百年前它在英国面世，6年前，几乎绝迹的它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来又机缘巧合地来到延安，最后，它被翻译成中文在延安出版，成就了一段关于书的传奇。
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辛亥革命对延安的影响，还可以了解当时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教育、医疗、交通、移民、邮政、物价等等。它是已知的第一部用英文向世界介绍延安的著作，早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近20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是它的首部中文译本，由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蓉博士翻译，2011年9月正式出版发行。
这本书原名为Mandarin＆MissionaryinCathay，可直译为《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作者为ErnestF.Borst-Smith，F.R.G.S.，可译为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一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FellowoftheRoyalGeographicalSociety）。史密斯先生生卒年不详，根据原书的说明，他曾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在陕西传教达12年之久，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延安度过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位在陕北定居的欧洲人，他的妻子是第一位在陕北定居的欧洲妇女，他的女儿是第一位在陕北出生的欧洲小孩。延安二道街原有的基督教堂就是在他的努力下于1914年11月1日正式建成并开张的。原书共268页，另有24幅珍贵历史照片和两张地图。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与延安有关的历史回顾；第二部分记述从1910年初到1911年底延安的有关情况，尤其详尽地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延安的各方表现；第三部分记述1913年到1914年底的延安，特别记述了辛亥革命后延安社会的变化情况。原书于1917年由英国伦敦的Seeley，Service＆Co.Limited出版发行，翻译所本辗转复印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藏书。
偶然“邂逅”
这本书最早由一位名叫毕醒世的人发现并收集。毕醒世，祖籍陕西延安，20多年前离开故土到广东一家媒体就职，现任广东河源日报社副社长。
2004年6月，毕醒世阅读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先生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从中发现了一段引文的出处，这是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欧内斯特·波尔斯特-史密斯（ErnestF.Borst-Smith）先生，1911年前后在延安的亲历记述：《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延安府艰难传教12年纪事》。于是，毕醒世开始寻找这本书。
几经打问，毕醒世发现这本书没有中文译本，也没有发现国内各大图书馆有此收藏，他即向在国外的朋友求助。不久，一位在英国读博的女孩最先提供消息：英国旧书市有此书，要价500欧元。他当即回应：不管多少钱都务必要帮他买下。不料后来这个书商又反悔，不管出价多少都不卖。直到2006年，另一位在英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了这本书PDF版的光碟。
毕醒世如获至宝，他觉得这是一本可以填补延安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研究空白的“宝书”——书中大量的延安老照片、老地图足以证明它所拥有的“神圣”价值；而同时这也是一本“天书”——距今百年的老英语文字似一个个拦路虎，挡住了他探寻历史的脚步。毕醒世请教了好多精通英文的朋友帮忙破译，最后都无功而返——书中除了运用大量古英语外，还涉及许多专业的宗教名词，必须请基督教英语专业人士翻译，还要有事件发生地的研究延安历史的专家密切配合。难道这要成为Yenanfu（延安府——编者注）密码？毕醒世沮丧极了。
Yenanfu密码
2009年夏，从故乡延安打来的一个电话，为这本“天书”的破译带来了希望。
打电话的人叫曹树蓬，延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2008年10月，曹树蓬调延安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浏览市政协以往出版的文史资料，发现戊戌变法（即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的起始点）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党组织以前这一时期的文史资料极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延安市政协成立于1997年，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晚了38年。这期间，亲历、亲见、亲闻这一时期历史的人大多已亡故，失去了搜集整理的基本条件，致使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出现断代。
然而，要了解延安是怎样从偏远、封闭、落后的西北一隅，嬗变为中国革命圣地，又必须对这一时期延安的历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是政协文史工作者的责任。于是，曹树蓬开始搜集阅读有关这一时期的书籍，寻访当时的延安城区居民，尤其是能够代表延安城区最高文化水平的大家族和重要人物，想要通过他们的生活轨迹来了解当时的延安社会状况。就这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延安的世家毕氏家族成员、名医毕光斗进入他的搜寻视野。几经周折，曹树蓬打听到毕光斗的嫡孙毕醒世在广东工作，现任广东河源日报社副社长。于是曹树蓬拨通了他的电话，邀请他整理祖父毕光斗的资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个电话竟成了破译Yenanfu（延安府——编者注）密码的钥匙，也为延安的文史资料收集和研究带来了曙光。
电话中毕醒世向曹树蓬介绍了他所收集保存的延安历史资料的情况，并且特别提到了那本难以破译的“天书”。曹树蓬隐隐
感觉到了这本书的分量与价值，他当即表示，会尽快把此事向上级汇报，愿意全力促成延安市政协组织人力翻译此书。没多久，延安打来电话，希望毕醒世转交所有资料，以进一步研究决定。随后，毕醒世将书的PDF版光碟以及大格式图片全部寄回延安。很快，佳音传来，延安市政协决定翻译这本书。主席会议专题研究了翻译出版事宜，经过认真筛选和斟酌，确定由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刘蓉博士担任翻译工作。
艰难破译
刘蓉，陕西绥德人。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延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虽然刘蓉的英语和汉语造诣都很高，而且又精通历史研究，但是翻译这本“天书”对她来说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原书作者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书中宗教术语随处可见，且往往信手拈来地引用《圣经》及一些宗教大师的语录。《圣经》等著作早有公认的中文译本，刘蓉说她不可能自己翻译，为此，在翻译过程中，她几乎翻遍了《圣经》的《新约》和《旧约》，做了大量的翻检和比对工作。为了较准确的表达作者的原意，她还翻阅了大量有关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运动的背景资料，了解基督教在中国、在陕西的传播情况，查阅了尽可能多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的传记资料。所有这些宗教背景知识，虽然在译文中读者感觉不到很多，因为作者主要是在讲述“延安府的故事”，是关于“俗世”的事情；但作为译者，只有尽可
能多地了解这些背景，才能更细微地把握作者的写作心态和观察视角，体察他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从而更准确地传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
文中涉及的大量外国人名的翻译，也有不少困难。我们知道，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大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因此简单地用音译的办法翻译外国人名是不太妥当的，容易造成同人异名的情况，也容易使原本在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变成“陌生人”。但是迄今为止能系统查阅外来人名的工具书只有《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一书，而本书所涉及的许多人名该辞典都未能收录。为此，刘蓉又不得不查阅大量相关资料，包括研究论文和网络上所见的一些地方资料，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文中涉及中国历史以及陕北历史的地方，原本以为会相对容易些，不料也是困难重重。因为作者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是概略的，所以在叙述中不免粗线条，有些甚至是不准确的。在叙述历史时，作者
书中的延安老照片——宝塔
是以延安为中心的，主要梳理的是陕北的历史，因此，如果不加注释说明，一般读者其实很难了解作者叙述的历史脉络和有关人物史实。但是为一部中国通史，哪怕是最梗概、粗略的中国通史作注，谈何容易！何况有许多是涉及陕北区域历史的，大量的地名、行政区划沿革，一些极为具体的事情，如
有关延长油矿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找到有关的文献史料来参证。
佐证历史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1年6月，译稿初成。时任市政协主席的樊高林，秘书长高福华，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霍志宏，以及毕醒世、折正千等多名对地方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和领导，对译稿仔细阅读；延安市政协还召开专题会议，对译稿进行了评审。在诸多建议的基础上，刘蓉又对译稿做了进一步的认真修改和完善。2011年9月，《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此书翻译出版时，恰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全局性影响，它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标志着中国迈向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当前的中国先进分子，包括后来的很多共产党人，几乎都奔集到辛亥革命的队伍中来，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在浩浩荡荡的革命潮流中，延安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性的转折变化。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社会各势力——官僚、士绅、军队、民团、土匪、传教士、学生、革命党人等等，都在激荡、冲突、整合中，但总的趋势是，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在不断凝聚，革命形势在不断养成，新事物、新思潮在不断涌现，辛亥革命开辟的共和、民主、富强之路已经不可逆转。这本书恰好为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后延安的这一切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佐证。无论是延安辛亥革命的细节研究，还是广阔历史视野下的陕北革命研究，以及近代陕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变迁史的研究，都或许可以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书中受到一些启发。
本报记者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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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延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