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遗愿
李富贵生前照片
记者 雷荣 通讯员 范筱霞 魏辉
病床前，李富贵把六个子女叫在身边，身体颤颤巍巍，似乎有话要说。
这场景，让二儿子李延林感觉很不寻常。他明白，父亲虽然身患重病，但头脑清醒。他们围在老人身边，生怕听错一个字。
“我去世后，从我的抚恤金内拿出2万元，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丧事从简，不讲排场、不开告别会……”
3月11日，李富贵安详去世。这成了91岁老党员留给家人的最后遗愿。
1 英雄归来的父亲
“他这样做，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在子女们看来，父亲戎马半生，一世清廉，党在他的心中至高无上。
1930年，李富贵出生在甘泉县东沟公社毛家安村。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17岁的李富贵加入甘泉四区游击队，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8岁时，担任第一野战军第四警备旅机枪班长。
在解放渭南战争中，李富贵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不幸身受重伤。
那一次，李富贵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战友的帮助下，幸运地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从此，他带着严重的后遗症，离开了部队，回到了家乡。
多年以后，李富贵总是感觉头疼，儿女们带着他去医院拍CT检查，才发现头部有枚弹片，已深深地嵌在了骨头里，无法取出。
2 “无法见到”的父亲
李富贵回到家乡，先后在县委、下寺湾公社、道镇公社、县供销社工作，无论是一般人员还是担任领导职务，他坚持退伍不褪色，始终保持军人本色，默默无闻、一心为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这方山水、这方父老。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一天都见不到父亲。早上走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李富贵的大儿子李丹回忆道。
在儿女们眼里，那个时候的父亲心里只有工作，没有母亲，也没有他们。年幼的他们，虽然很想见父亲，却总也见不上。
李富贵不在家的时候，儿女们一放学回来就出去捡猪草，星期六、星期天上山去砍柴。懂事的他们总是充当父亲的助手，帮助母亲减轻负担。
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李延林很想念他。于是便和姐姐从下寺湾公社步行到甄家湾村。一天没吃饭的姐弟俩肚子饿得咕咕叫，天黑了才见到正在忙碌的父亲。
“没想到，当时他就看了我们一眼，就让我们过洛河，到象鼻子湾村的外婆家去。连留都不留我们一下，也不问我们饿不饿。”那次见面，让李延林无法忘记，“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不敢走，但没地方可去，只能硬着头皮走。刚到外婆家不到半小时，洛河就发了洪水。”
在下寺湾公社担任书记期间，白天挨批斗，晚上加班工作，带领群众搞夜战。就这样，李富贵一生操劳，直至1990年离休。
3 “不近情理”的父亲
“记忆里，我小时候就没穿过新衣服。一件新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老三穿完才轮到我穿，我穿的时候已经烂得不行了，我妈就给我补，真是补了一层又一层。”四儿子李强有点“委屈”。
在儿女们的印象里，父亲一生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总是教育他们为人要低调扎实、勤勤恳恳。
“我从懂事起，就不愿意和父亲坐在一起吃饭。吃饭不能说话，饭粒不能掉地上，掉了就要捡起来吃掉。”三儿子李夏林说。
六个子女四个是下岗工人，但李富贵从未利用自己为子女“找关系、走后门”，还严格教育他们做好自己，自食其力。
“公司正好遇到下岗高峰期，我想让父亲帮我换个工作，可父亲一脸严肃地说，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要给组织找任何麻烦。”李富贵的小女儿李巧莲说。
“我插队时，以为有父亲帮助可以提前回来，上个好班。没想到我是最后一个回来的。”李延林说。
退休后，李富贵每个月都亲自按时交纳党费。行动不便后，他就托付儿子们帮忙交，每次都要把缴费凭证给他看才放心。
30多年来，李富贵风雨无阻，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不变初心。
3月26日，在办完父亲丧事后，李延林和李夏林来到甘泉县委组织部，了却了父亲的遗愿。
清明细雨中，一家人来到父亲坟前，拿着特殊党费的缴费凭证，告慰离去的父亲。
“父亲曾说，希望活到7月1日那天。”李延林说，虽有遗憾，但今天的美好生活，父亲已经看到，他可以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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