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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陕北大娘 救了我的命”

西安晚报 2017-04-03 06:05 大字

在此次采访活动中,西安晚报“红星‘陕\’耀”采访团探寻得知,延安市富县有一位亲历过转战陕北的老战士。3月25日,记者在富县北道德乡任家洼村见到了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梁克兴老人。

15岁参军的“红小鬼”

“我的命很苦,3岁多母亲就去世了,对母亲没有一点儿记忆。记事起就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我们父子四人组成的这个家庭,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地方最穷的家了。”在家人的陪伴下,梁克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老人家说,他1928年农历3月28日出生于富县北道德乡任家洼村。1943年春天,村里来了征兵干部。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报名参了军。

“我参军时刚跟15岁沾了个边儿,当时的部队是西北野战军富县警卫队。我们的警卫队队长叫郭凤歧,是富县羊泉乡郭丰村人。警卫队几乎全是我们这一批富县的兵。我们先在警卫队训练了一个月,然后根据年龄分了班,我们这些年龄小的被分在一个班,任务就是看管俘虏。”梁克兴老人说,因为他们班都是些娃娃兵,因此,部队领导和大一点儿的同志把他们班称为“小鬼娃娃班”。

“部队当时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比起家里要好多了。当时我们负责看管俘虏,领导让把最好的伙食给对方吃,我们心里不服气,队长就给我们做工作,说是优待俘虏。因为对俘虏好,好些人最后都加入了咱们的部队。”老人说,几个月后,他被调到了团卫生队学习卫生知识,随后就被调到野战医院当了卫生员。

野战医院干革命

“在野战医院当卫生员,就是在团卫生队学习的卫生知识,我们在野战医院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我的医疗知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学成的。”梁克兴老人说,医院里有一位姓张的西安籍医生,没有他的帮助,自己的医疗水平“上不去”,因此他直到现在,都很感谢这位张医生。

“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我们都叫他张医生,人非常好,我们医院的好多病人都是他看好的,好多人都重返了战场。听说人家是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大家都很敬佩他。张医生还没有架子,不忙的时候,就把我们集中起来教医学知识,有时候手把手教我们。时间长了,大家的水平提高了,当卫生员胆子也就更大了。”

梁克兴老人说,从1943年秋天到1946年年底,他一直在野战医院当卫生员。这期间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

“我们野战医院当时在金盆湾,伤病员多,大部分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记得有一次都二半夜了,突然就有一批伤员运送到了医院。忙了一天的大家顾不上休息,赶紧就往病房里抬伤员。经过简单的甄别,轻伤员就转到了普通病房进行护理,危重伤员就赶紧送到急救室抢救。有一个腿断了的伤员需要紧急输血,张医生就第一个把自己的袖子挽起来献血。献完血后,又开始做手术。天快亮的时候,手术做好了,病人抢救过来了,张医生也累得瘫在地上,最后还是大家把他背回窑洞休息。”

“还有一次,是我在护理伤员时,有些伤员不理解我,就出口伤人,我感到很委屈就闹情绪了,最后,还是人家张医生给我做通了思想工作。”梁克兴老人说,按照病情和伤情,有些伤员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禁止喝水的,有的伤员不但不能喝水,而且还不能吃盐和辣椒。因此,有些伤员不理解就抱怨说难听话。“伤病员都不懂医术,咱要理解他们。千万不能因为伤员冲咱发个牢骚,咱就闹情绪啊!”梁克兴老人说,张医生的话,让他记一辈子。

陕北大娘为救我负了伤

梁克兴老人说,1946年的冬天,按上级的命令,野战医院分散转移到甘泉县的二道窑子。过完春节后,医院派他和其他几位卫生员到甘泉县一个叫“拐峁”的地方去照看病人。 “那是一个深沟渠,在甘泉啥地方我想不起来了。在沟掌半崖上有一排窑洞,里面全是伤病员。我们到那里后,我被分在了内科看病号,其他人被分在了外科护理伤员。我们内科病人人少,有闲暇时间,领导就决定让我们内科的护理人员给伤病员送饭。”梁克兴老人说,当时为了不暴露目标,做饭都是在当地老乡家里进行,饭做好后,他们就从老乡家把饭送到医院,然后分给各个窑洞内的病人。

梁克兴回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的3月。

“3月份的一天,我和我们内科的王护士长护理完病人后,就去老乡家拿饭了,送完饭返回老乡家时,听到老乡家的猪一直在嚎叫,我们刚走到老乡家窑垴上,就看到一个老太太站在窑背上给我们这边招手,喊着让我们快跑,说胡宗南的兵上来了,我们一听就撒腿往回跑。”梁克兴老人说,当时他们还不清楚敌人来了多少人,他们跑回来通知大家转移伤病员时,偷偷溜出村子的炊事员回来说,敌军来了一个连的兵,都是便衣,抢夺完老乡家里的财物后匆匆离开了。

“幸亏老大娘通风报信,不然我和护士长都活不了。敌人当时把村里的东西全部抢完了。老大娘为了给我们报信,被敌军打了几枪托,身上有伤。我非常感谢她,没有她,也没有现在的我。陕北老百姓养育、救助了咱们啊!”梁克兴老人说,老大娘的救命之恩,他一辈子都记着。

传错军令受了批评

“我们把伤病员转移走后,到村子里给老大娘治伤,刚给大娘上好药,没想到敌人二次返了回来。这一次来的人更多,都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我和护士长、炊事员来不及跑了,就直接从老人家院子旁边的一个沟渠跳了下去,然后钻到梢林里了。我们顺着沟渠往出跑时,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往梢林里一边打枪一边追,炊事员脚受伤了跑不动,被敌人抓住杀害了。”梁克兴老人回忆说,逃出敌人追击的他们,在大山里遇见了延安游击支队的人。

“游击支队了解了我俩的情况后,把护士长分到了六连,我留在队部成了勤务兵。游击支队改编后,我成了一营一连连队的通讯员。”梁克兴老人回忆,从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一直是连队里的通讯员。在当通讯员期间,他因为传错命令还挨过批评。

“瓦子街战役前,我都是一个老通讯员了,一直都没有犯过错。可是偏偏在瓦子街战役期间,我传错了令,挨了批评。我们当时在行军途中,那一天晚上前半夜我就传了7次令,命令内容各不相同。从队部到一营一连,有六七里路。后半夜时领导又让传令,内容是‘把背包打起来,待命出发。\’我听错了,传令到连队时,说成是‘把背包解开,睡觉\’。”梁克兴老人说到此处,脸色红了起来。老人家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其他连都到了,唯独不见一连,领导等了一会儿不见一连的战士,就派人去看情况,结果发现全连战士都在睡觉。查出是我传错了命令。”梁克兴老人说,他们一营营长叫王家英(音),是甘泉人,营长当时非常生气,就冲着自己说:“你这个小鬼娃娃,咋能传错令了?这是在行军,如果是打仗,就枪毙了!”

梁克兴老人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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