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与雅安高颐阙
1914年6月，维克多·谢阁兰拍照的高颐阙石兽
梁思成拍照的高颐阙
孙明经拍照的景贤堂高颐碑
刘世昭在拍照刘文辉修建的高颐阙保护亭用过的柱础
刘世昭在拍照被全天候保护的高颐阙
高祖斩蛇
精美图案
6月1日至4日，初夏的雅安凉风拂面。
在姚桥新区著名的汉代古迹高颐阙，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前来造访——他就是原民国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长孙刘世昭先生。“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收集整理一下我爷爷刘文辉在雅安留下的遗迹，还有关于他的故事。”
刘世昭在友人的陪同引领下，在前往高颐阙参观之前，已经先后分别去市区雅安大桥附近拍摄了刘文辉所题墨宝“带砺河山”、天全县禁门关“惠我民田”、雨城区金鸡关“西康省东界”等处的石刻，还前往市区张家山原刘文辉公馆，及私立明德中学等地参观考察。
“听说雅安的高颐阙就在市区，我能不能去看看呢？”已经69岁的刘世昭先生说。
“高颐阙就在姚桥新区，你爷爷刘文辉原来在西康省时期，还曾建筑亭子，用来保护高颐阙呢！”负责接待引领刘世昭先生的友人说道。
“高颐阙简直太漂亮了！不愧为中国汉阙的精品之作！”
记者在随同刘世昭先生参观考察的过程中发现，数百年来，许多文化名人竟然与雅安的高颐阙有着不少佳话——
文化名人与雅安高颐阙
市区，姚桥新区。
在昼夜24小时视频的监控下，一栋稍显低矮的木头小屋，连同一座较为高大的玻璃钢构建筑，在一处院落内陪伴着声名远播的高颐阙。
雅州乡贤第一人
清代的《雅州府志》，也将高颐的事迹列入《名宦》、《乡贤》篇内——
“汉高颐 郡人任益州太守。”
“汉高颐，郡人，与子文玉一门两举孝廉。”
“称仁诵义，名教赖以纲维；抱德怀才，桑梓资之矜式。夫固得门而入，光分俎豆之香；抑既望以趋，礼重春秋之荐。则署其名，纪其事，岂惟崇德报功。登之枣、绣之梨，亦云守先待后，雅郡先民大有造于后人者，何可忘也。”在《雅州府志》中，编者将高颐的事迹，尊列为雅州乡贤的第一人！
“雅安自古人文荟萃，汉代高贯光、高贯方兄弟，皆举孝廉，官至太守。其时阙犹存，上有汉代阳刻图案，古意盎然。”在撰写的电影说明中，“中国电影之父”孙明经写道。
1939年8月17日，孙明经抵达雅安姚桥，并拍摄下高贯光、高贯方墓前的汉阙及周边环境——
这里的汉代石质牌坊式汉阙共有东西二阙。东阙仅存阙身，西阙保存较好。西阙高5.86米，阔1.63米，其上所雕枋子、斗拱、棱角犹新。阙身到屋檐，用五层石块逐渐向外挑出。石块上的雕刻是此阙的重要部分，阳刻图案尽显汉文化特色——服装、车驾随从、仪仗队式等，细节详尽，雕刻优美，保存相对完好。
在高颐阙，孙明经共拍摄照片18幅，其中11幅为特写和大特写，可见他对汉阙的重视和对细节的偏爱。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与孙明经拍摄高颐阙相隔不久，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来到高颐阙，对这座古老的汉阙进行测量。
1939年9月初，梁思成和刘敦桢及营造学社专家等一行到达重庆，先是对重庆、成都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由于日军当时正在对中国的抗战大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梁思成的考察只能在防空警报的间隙中紧张进行。
1939年10月，梁思成一行结束了在成渝两地的考察后，直到1940年2月，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遍访雅安、乐山、宜宾、广元等地，跑遍了大半个四川。
1939年10月20日前后，梁思成对雅安的汉代石阙——高颐阙进行了用工画图，还作了多方位的拍照，用珍贵的影像记录下高颐阙当年的样貌。
在《中国建筑史》、《西南建筑图说》、《中国古代建筑二十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图集》等著作中，梁思成都对雅安高颐阙赞不绝口、推崇备至。
在随同梁思成拍摄画图的工作中，林徽因还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在石阙上爬上爬下，用精细的画图记录下高颐阙的每一个细节。她与梁思成在调查中发现的汉阙、崖墓、崖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研究空白。
古人文中的高颐阙
实际上，早在宋代，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之一的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诗人洪适就对高颐阙有过详细的记录与研究。
洪适一生诗文论著甚多，曾留下很多名篇，四方传诵。洪适在其著作《隶释》（共20卷）中，对高颐阙录有其阙文，还专门撰写了跋文。
益州太守高颐二阙——
“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颐字贯方”、“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囗（缺一字）”。
洪适还考证高颐东西二阙实应为一人之阙。
他在《隶释·卷第十三》中说：
“右益州太守高颐二阙，今在雅州，高颐字贯方，有墓碑载其历北部府丞广汉属国都尉益州太守，以献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沦碎，官不尽见。此两阙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称名。而此阙其一，子所见六十年前石刻贯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见，乃有以光字补之者。此一阙虽无颐之名，而阴平北府皆见之。碑志可据，则两者皆高颐之阙也。汉字缘边属国无阴平，惟广汉有阴平道，前书注阴平云北部都尉。治墓阙所以书广汉为阴平者，指其理所也。”
洪适在所著的《隶释·益州太守高颐碑》中说：“君讳颐字贯方，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建安十四年八月卒，臣吏播举而悲叫，黎庶踊泣而忉怛，追恩念义。”
原来，在高颐墓阙周围出土的高颐碑铭，意思是称赞高颐“亲贤乐善”，“法萧曹之兀要，求由之政事”，即是赞扬他高举萧何曹参的法制旗帜，胸怀冉求子路的政治抱负，跟宓子贱一样能干，像李牧一样守边，说明他能力超群，吏治清明，讲求法治，刚直不阿，造福一方百姓，深受百姓爱戴。
洪适所作的考证，和《隶释》所记载的高颐阙文字，为后来研究高颐阙的众多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文字材料，众多学者也将洪适传播高颐阙这处精品汉阙的《隶释》奉为经典之作！
据《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称，东汉高颐的墓碑，立于建安十四年。宋代至和间（公元1054－1055）严道知县李纬建景贤堂时，益州太守高颐碑从高颐墓地迁至其内保护。清光绪年间，雅州知府重建景贤堂，并改名为汉高孝廉祠。黄庭坚的十七世孙、雅州知府黄云鹄也曾题撰高颐阙碑，后来黄云鹄题碑也一并收藏进入在高颐阙内保护。
到了民国年三年的1914年夏天，法国考古学者维克多·谢阁兰来到雅安，并专程前往高颐阙拍摄。当时，在一片长势茂盛的玉米地里，高颐阙的辟邪、天禄石兽被随意放置在一旁，并未引起当地人们的保护重视。
“雅安的高颐阙，是四川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阙主人及阙龄最为准确的珍贵文物古迹，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范文澜、美学家王朝闻等，都从自己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高颐阙高度评价和肯定。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高颐墓阙及石刻，与故宫、长城等一同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民国西康省时期，刘文辉曾经专门修筑过亭子，用以保护高颐阙。”市博物馆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后来保护高颐阙的亭子由于年久失修，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大风将其刮倒，高颐阙的子阙阙顶还曾经被砸落掉到了地上。
古阙受到全天候保护
从南宋到明清，再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后，文化名人们纷纷对高颐阙给予了高度关注。
孙明经在他的详细考察中记述说——
高颐字贯光，曾任益州太守等职，因政绩显著，卒后，汉皇敕建阙以表其功。高贯光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东西二阙相距13.6米。东阙仅存阙身，阙身北面刻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西阙共13层，阙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阙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斗，阙座四周雕蜀柱斗子，阙顶正脊当中雕朱雀口衔组绶，此浮雕影像清晰，想象丰富，动态鲜明，头角处理得宜，为古浮雕中杰作。
记者在高颐阙注意到，高颐阙阙身有三车导从，车前为伍伯、骑吹、骑吏等马车出行图。其上共分为五层：
第一层南北两面各浮雕一饕餮，南面的口衔鱼，北面的口衔蛇。转角大斗下均雕一角神，背负楼部。
第二层浮雕内容有“季札挂剑”、“师旷鼓琴”、“张良椎秦皇”等历史故事，以及神话故事传说中的九尾狐、三足乌、黄帝遗玄珠等。
据相关研究资料称，高颐阙上的神话传说中，关于九尾狐，“先秦时代，狐被视为瑞兽，世平则出为瑞也。”其祥瑞的内涵有二，一是为王称帝，国家昌盛之兆，二是婚姻爱情之兆。
还有研究资料称，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以狐为兆示“子孙繁息”之德兽，从而为后世以狐之性能比喻人类性爱魅力，埋下伏笔。至于阙上的三足乌，被认为是太阳鸟，古代传说曾经有十只，曾因土地干旱民不聊生，被后羿射杀九只后，仅存的这一只鸟便不再昼夜照射，而改为仅仅白昼照射，让庄稼和百姓都有养息的机会。
第三层为人兽相斗的图案花纹。
第四层上大下小，四面向外倾斜，浮雕有“神荼”、“郁垒”、“吴姬天门”、“飞黄”、天马、龙、虎等。
第五层四面雕成枋头24个。楼部以上，是用四石雕成有五脊重檐的阙顶，正中脊部刻一鲲鹏。副阙与主阙结构基本相同，顶为单檐庑殿式。整个阙的轮廓曲折而有变化，雕刻华丽细致，被誉“汉艺精粹”。
“过去几百年来，对高颐阙的管理虽然也很重视，但是一直都有金石爱好者到高颐阙去参观考察和拓印拓片。现在，高颐阙已经不再容许进行摹拓，高颐阙的早期拓片更是一拓难求！”据一位守护人员介绍，高颐阙现在安装了全天候的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实行24小时无间隙对高颐阙进行监控保护。
“我们在‘4·20’芦山地震后重建中，专门对高颐阙的震损情况进行了仔细记录，提出了科学的重建方案，建设了全新的玻璃顶钢结构的保护性建筑，避免高颐阙受到风吹日晒和暴雨浇淋的破坏。”市博物馆专家说。
雅安日报记者 罗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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