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培养儿科医生 会场内外热议“千儿半医”怎么破？

我国儿科医师现状缺口大我国共有儿童医院99所设置儿科的医疗机构共有：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35950个约11.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0.53人需求大我国儿科门急诊量占全国门急诊总量的9.84％年诊疗人次4.71亿出院人次数：近2162万人次占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次数的10.3％工作量大儿科医师日均承担门诊：17人次是其他医师工作量的2.4?

“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被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让两会内外的代表委员和医务工作者感到振奋不已。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于儿科的议案提案数量不少，对于儿科“看病难、医生紧缺”等问题，会内会外人士普遍期待从教育培养机制、薪酬待遇、完善分级诊疗等方面“多管齐下”缓解目前的“千儿半医”问题。

会场内外热议“千儿半医”现象

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培养儿科医生”的表述，上海新华医院儿科急诊负责人卫敏江有种“说到了心坎里”的感觉。

从去年１２月起，新华医院的患儿就诊数量明显增加，急诊人数从平时每天的七八百人次增加到每天约１２００人次，甚至出现了近２０００人次的单日极端高峰，患儿家属有时排队时间长达４小时以上，各种不满和急躁的情绪纷纷“涌”向医生。

“患儿中９０％是呼吸道感染。我们科室不少医务人员每天坐诊１０到１２小时，甚至工作到凌晨，忙起来工作时没空喝水，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有时候患儿家长还不理解，骂我们。”卫敏江说。

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约１１万人，占全体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３．９％。每千名０－１４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０．５３人。这一数据被舆论形象地称为“千儿半医”现象。

在两会现场，不少关于缓解“千儿半医”现象的提案议案也引起了关注。全国人大代表英措认为：“绝大多数地级城市没有儿童医院，只有部分二甲以上医院设置儿科；多数县级医院没有独立的儿科，也没有儿科医生，使得区县乡镇儿科病患不得不涌入大医院，无形中加剧了大医院儿科拥挤的情况。从数据上看，儿科门诊量占全国门诊总量的１０％，出院人次占全国出院总数的１１％，有的医院高达２３％。”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陈莉介绍说，去年各地多家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取消或限制儿科急诊，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惊和广泛关注。未来，全面落实二孩政策后，按我国儿童占全部人口的２０％估算，儿科医生缺口至少在２０万以上，而培养一名经验丰富的儿科专科医生大约需要１０年以上的时间，目前这一缺口亟待填补。

“全链条”揭示儿科医生短板成因

代表委员和业内人士认为，“千儿半医”背后折射的，是从后备人才培养规范、医生工作环境、待遇和上升空间到社会重视程度的“全链条”式的问题。

陈莉介绍说，１９９９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了儿科学专业，从那年起国内绝大多数医学院校停止招收儿科本科专业，这意味着近１７年来我国新型儿科医生培养机制几乎是空白。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认为，儿科医疗特点决定了其工作强度大，诊疗难度远比成人患者高，但收费标准却与成人一样；特别是独生子的“４２１”家庭模式，一个孩子生病，４到６个大人围着，即便是常理的医疗操作，家长有时也会不理解，在业内甚至流传着“金眼科，银外科，谁都别干小儿科”的说法。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是一名儿科专家，也曾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过卫生工作。他坦言，医院靠开药获利，儿科开药的量小导致科室收入低，医生待遇也不高，导致很多三甲医院取消儿科，儿科逐渐沦为“边缘科室”，甚至日益萎缩。

对于医生而言，由于在薪酬、职业发展、科研等方面不具优势，职业认同感低、心理压力大、工作强度和医疗风险高，导致了近年来部分儿科医生出现流失状况。以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为例，近两年从儿科转科的年轻医生已经有７名。

某三甲医院一位刚从儿科“转行”至精神科的医生告诉记者：“孩子往往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儿科医生因此俗称‘哑科\’，遇到病情复杂时，对医生的专业全面性要求很高。而且在医患纠纷中，儿科是一个‘重灾区\’，小孩子理解能力弱、容易激动，一生病家长就很紧张，很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生承担着很大的压力。”

“多管齐下”让儿科医生队伍更大更强

采访中，陈莉等政协委员认为，应尽快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被取消的儿科学专业。此外，对有条件和师资力量的部分医学院校重新批准和恢复招生儿科学专业，逐步扩大招生儿科学专业的医学院校数量和招生规模，从“源头端”上保证我国儿科医师的稳定来源和培养质量。

同时，在一些地方，很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唯独没有设立儿科。卫生主管部门应将儿科医师培养规划单列，采取上级医院专家传、帮、带等多种形式，尽快培养一批儿科医生队伍，提高基层儿科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以缓解目前的“燃眉之急”，让家长愿意带孩子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逐步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

今年来，多地地方政府已针对儿科设置和医生培养出台“药方”。例如，上海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今后都必须开设儿科门诊，社区卫生中心也将提供儿科诊疗，此外还将制定有利于儿科医师流动的多点执业政策。

多位在医疗一线工作的人大代表表示，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应在公立医院内部调整儿科薪酬制度，提高儿科医生劳动报酬，并从进修深造、职称晋升、奖金分配和科研立项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增加儿科专业的职业吸引力和儿科医师的职业认同感。让临床医学毕业生愿意选择和从事儿科专业，减少儿科医生的流失，稳定儿科医生队伍，努力缓解当前“儿科医生荒”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等建议，在国家层面制定儿科医疗服务规划，在全国进行儿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儿童医院数量，建立综合医院必设儿科制度，保证每一个地级城市有一所儿童医院、县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均有独立的儿科，让儿科的病床数量与儿童的人口数量相匹配。

据新华社

对于医生而言，由于在薪酬、职业发展、科研等方面不具优势，职业认同感低、心理压力大、工作强度和医疗风险高，导致了近年来部分儿科医生出现流失状况。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于儿科的议案提案数量不少，对于儿科“看病难、医生紧缺”等问题。会内会外人士普遍期待从教育培养机制、薪酬待遇、完善分级诊疗等方面“多管齐下”缓解目前的“千儿半医”问题。

委员发言中

有哪些“新词”

技术转化的“达尔文死海”“舌尖上的海外中餐馆”、“一带一路”健康命运共同体……这些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发言中出现的“新词”，到底是啥意思？

“达尔文死海”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旭东认为，涉及能源、环境、健康、先进制造等方面更多的技术成果，从技术发明到应用开发、中试放大、批量生产，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足用户体验，需要长时间反复的研发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术内涵在早期已被揭示和公布，之后难以得到研发资金投入，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尚未形成可赚钱的产品，企业得不到盈利却要承担创新风险，除极少数超大型企业外，一般企业也无力涉足。这个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不愿沾的中间地带，就被形象地称为技术转化的“达尔文死海”。

对于如何破解技术转化中的“达尔文死海”这一难题，徐旭东建议，要扶植连接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的技术开发型企业，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并强化地方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的实效。

舌尖上的“海外中餐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副主席吴晶提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５）》显示，海外中餐馆超过４０万家。仅以海外１万家中餐馆为基数，若按一天接待１００人次计算，一年就有３．６５亿的消费人次。这些餐馆分布广泛，人流密集，若能“以食为媒”，以“海外中餐馆”为纽带，必将向世界人民打开一扇活色生香的中国之窗。

吴晶建议，国家推动“舌尖上的海外中餐馆行动计划”，提升海外中餐业的品质与水准，使之成为展示中华餐饮文化的闪亮名片。通过举办中华美食展示、厨艺表演、美食品尝等活动，让一道道美食佳肴成为各国人民的最爱。

除了尝中华美食，吴晶还希望通过海外中餐馆，让海外民众能够读中华好书、赏中华美景、游中华山水、交中华好友，展示中华“悠久历史、优良传统、淳朴民风、锦绣山川、睦邻友好”的多维形象，让海外民众足不出户，打开“窗户”，就能了解到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美丽中国。

“一带一路”健康命运共同体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钊认为，医疗卫生、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可称之为最普惠的社会民生事业和公共产品。如我们能主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以健康为主要要素的合作项目，必将得到沿线国家的拥护，并形成“健康外交”“民生外交”“绿色外交”相互促进的新局面。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条生态文明之路、健康和谐之路做出积极贡献。

为此，彭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打造“一带一路”健康命运共同体：一是将我国多年来医改的成功经验推广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是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建公共卫生平台；三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事关环境与健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是进一步完善传统医药文化交流，培育传统中药材贸易环境。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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