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做城里人还是回农村父与子的对抗
儿子：回乡当“新型农民”
回乡当农民,并不是像父辈那样“刀耕火种”，而是有着更多规划
父亲：威逼断绝关系
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20年前·冲突
20年前，罗强不顾父亲反对，离开农村进城打工，父亲三年未与他联系——因为父亲希望儿子能通过读书进入城市，而不是仅仅在城市打工。好在，儿子经多年打拼在城里安家，成为一名“城里人”，父子间的多年芥蒂由此化解。
20年后·冲突
20年后，当罗强携妻带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时，父亲再次被激怒，坚持要分家断绝关系：“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对此，罗强有些无奈：“人到中年愈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清晨8点，炊烟还未散尽，37岁的罗强，带着一家三口已经进了村。汽车轮子碾过山间的碎石路，发出清脆的咔咔声。父亲老罗在二楼的窗边看到车来，狠狠跺了一脚，气鼓鼓地返回屋子睡下。
这是春节后，罗强和家人返乡种地最平常的一天。身体壮实的罗强穿着厚厚的劳保服和运动裤，从尾厢里拎出胶鞋麻利地换上；爱人小税换好运动装，盘起了头发；年仅六岁的女儿悠悠，也穿着粉红的小雨靴。
一切准备妥当，罗强问正在煮饭的母亲：“老汉呢？”母亲小声应道，“还在赌气的嘛。”罗强没再吭声，收拾好修剪果树的工具，出门去了。
忙完果园的修剪，回家吃早饭时，罗强还是没看到父亲。就让女儿上楼叫爷爷吃饭，孩子上了楼又跑下来：“爷爷说他不吃。”听到老伴又在楼下喊，老罗恶狠狠地回了一句：“吃你们的，我不吃。”
罗强闷头刨饭，他知道，只要他继续坚持在老家当农民，他跟父亲之间这场已经持续了三个月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城市
两代人的不同向往
罗强家所在的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距离县城只有20公里，开车仅20分钟。罗强说自己当年从农村到城市只用了几个小时，而从城市回到农村，却用了整整20年。
罗强出生在农民家庭，是个独生子，父母农闲时在小镇上经商，这让罗强的生活条件略好于同龄孩子。刚读初中时亲戚送他一把吉它，他爱不释手。“怀抱吉它，哼唱着BEYOND那些粤语歌曲，让我总想走出去看看大城市。”
实际上，老罗心里，也希望儿子能够离开农村成为一个城市人，但是他给儿子规划的路径不一样。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老罗最常教育儿子的话，“只有读书，才能考上大学；只有考上大学，农村娃儿才有出路”。也因为有这样的期待，家里从来不让罗强帮忙干农活。罗父告诉记者，“就希望儿子好好读书，一定要通过读书走出农村，不然一点文化都没有，去了城市也只能打工。”
但到了初三，罗强不想读书了，叛逆的青春和流行歌曲的诱惑，加剧了他对城市的强烈向往、也就是在这一年，父子之间的矛盾接连爆发。
罗强的初中班主任蒋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罗强脑瓜子灵活，成绩一直靠前。“还经常给电台投稿，广播里偶尔能听到他写的诗歌和散文。”但就在初三这年，罗强已经完全没心思上学，成绩直线下降，这让他多次遭到父亲暴打，“两指宽的竹板子打断两次，这让我跟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深。”
远走
父子间三年没交流
初三快结束时，罗强跟父亲的隔阂越来越深，远在重庆打工的同学劝他去重庆打工。
于是，带着父亲给的考试费，罗强偷偷在宜宾北门汽车站买了车票。到重庆后，罗强给镇上一个亲戚打电话，让其给父母带个口信。“老头被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在电话里痛骂。”
65岁的老罗有着跟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经历。“我十七岁就开始当记分员，不用干活，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多。”老罗对记者说，这样的经历让自己对文化特别看重。
因此，老罗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把家里的旱地全部改种果树。“虽然更忙更累，但挣钱多点，好供娃娃读书。”
但儿子的辍学以及出走，打碎了老罗全部的希望。罗强回忆，自己远走重庆后，几乎每个月都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可是前三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忌惮于父亲的心结还没打开，整整三年，罗强不敢回家过年。
两三年后，罗强成为了理发师，开始自己独立开店，经济一步步殷实起来。
2008年，罗强从重庆返回宜宾，这一年春节，老罗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了五粮液：“不怕你们笑话，我在宜宾活了几十年，宜宾就产五粮液，但我真是第一次喝。”
之后，通过两年打拼，罗强在宜宾滨江路最好的地段买了房子，也买了车，并很快结婚。这让老罗十分满意，因为小时候学习上从来没拿过第一的儿子，这次给老罗家挣了个第一，“村子里第一个买车的农民家庭。”
随着罗强事业步步走高，不但在雅安、成都、宜宾等地经管着多个工地，还开了房产中介公司，父子俩多年的隔阂逐渐消散。
思归
根在那里，朋友在那里
但2015年，像20年前一样，罗家父子之间，又爆发一场大战。
2015年，罗强开始清理转手城市里的生意，并注册成立家庭农场，还加入水果专业合作社。他筹划着，带着妻女，离开城市，回到农村，重新当回一个农民。乡下的老罗得知儿子的想法，急了：“城市里生活得好好的，为啥子要回农村？而且还是回来种地？”
对于父亲的问题，罗强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年龄越大，越有漂泊感。”罗强告诉记者，现在人到中年，就愈发思乡，“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罗强说，记得以前老家是个院子，五六户人，吃饭时都把碗端到院子来，和睦得像一家人。“现在的城里，大门有保安、单元有门禁、房子大铁门，看起来高大上，但我不喜欢。”
罗强说，不仅他有这种想法，和他一起在城里打拼的发小们聚会时，也时常感叹：适应了城市20年，还是水土不服，“天生没有城市的基因”。
他提到自己几年前听到的一首《鹿港小镇》，觉得简直写到了心坎里：“归不到的家园，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另外，他丝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在宜宾的事业，也并非父亲和乡邻看到的那般表面风光。但凡此种种，老罗不理解：“想家了，随时可以回来；城里打拼辛苦，回来种地就不辛苦？”罗强没法解释，只能不说话。
归来
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
罗母告诉记者，春节前，罗强处理完了城里的生意回到了老家，这彻底激怒了父亲，父子俩就此开始持续三个月的冷战。老罗先是不与儿子说话，后来还向派出所申请分户口单过，甚至一度威逼要断绝父子关系。
罗强试图跟父亲解释，他回乡做农民，并不是像父辈那样“刀耕火种”，他有着更大的盘算：先接手父亲的30多亩果园和苗圃，然后承包村里其他人的土地，争取在三年内把果园规模发展到300亩以上；兴建鱼塘活水养鱼，养跑山羊、跑山鸡，养糖蜂提取蜂蜜；再发展观光农业，并通过互联网把水果、蜂蜜等卖出去。
对于罗强的种种规划，老罗都摇头：“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说白了还是种地。”
另一方面，在回乡几个月里，罗强逐步发现，“农村也不是想象中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天堂。”首先，老家基础设施差，连接果园和大路的是一条机耕道，遇到下雨汽车根本无法行驶。他琢磨，就算自己把农业搬上了互联网，将来物流又怎么办？观光农业搞好了，就目前这个路，游客又怎么来？
此外，老家没有自来水和天然气，妻子和女儿回来后，一直跟他抱怨洗澡不方便。
而孩子，则是罗强必须要慎重考虑的因素。他回忆，刚回农村时，女儿根本不愿在老家住，假装肚子痛，他只好半夜带着孩子返回城里。这也让他意识到，女儿这代人，“血液里已经有了城市的基因”。
孩子的教育问题让他更加为难。“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罗强说，开学后，他让爱人把孩子带回了城里读书。“不然，女儿的教育怎么办？”
罗强感觉有些进退不得，但他不想马上放弃，“还是再努力一把，如果发展好了，那个时候，老头也许就能理解我了”。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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