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谈之老经堂
张碧秀
老经堂在紫云街口，之所以冠以“老”，是与“新”相区别。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利司铎到了成都，在那里培养出三十名川籍传教士，派往全省各地，其中包括乐山。他们宣传天主教的“救世真主”，发展教徒。
利司铎聪明地利用中国学生成为他的传教帮手，这样容易为普通老百姓接受，天主教很快在乐山有了立足之地。
最初，到乐山传教的人住在县街客栈，后来转移到了较场坝，在那里做弥撒，这就吸引了部分不愿意去寺庙烧香磕头的人，感觉这种形式简单、方便，又能将自己的想法借助一种力量实现。
很快在乐山传教的人又去了井研、峨眉等地，据天主教爱国会邓及州回忆：“大约从……上溯十代就已经信教。峨眉龙池的吴俊芳、罗春莲和井研三江的陈淑金、乐山泌水院的徐氏、较场坝的毛凤翔（俗称毛四嬢）都早在紫云街老经堂修建之前就信教。神父曾多次在毛凤翔家做弥撒。”
发展了教徒，传教士又宣传天主教的四规，“当尽力帮助教会的经费，做善良的人，给予对方的钱财和能力，不酗酒、不赌博、不嫉妒别人、不怨天尤人”。有些教徒便自愿把家里的房子、田地、财物献出来，筹集资金，准备修公信堂。
乐山部分文化人聚集在老霄顶，抵制异教在城墙内修公信堂，得到政府支持，知县出面交涉，将天主教的人请出城去。由此可见，嘉定教案之前的乐山文化人针对的是外来文化，不允许他们在城墙内发展。
天主教在高北门城墙外的紫云街口修建了公信堂。由于乐山文化人的抵制活动不减，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天主教设川南教区，只好将总部建在宜宾，乐山属之。
公信堂是罗马式建筑，长方形会堂，内有两排柱子分隔长廊，外表独特，与乐山古建筑呈现不同风格，这再次引起乐山文化人的不满，认为这是挑战乐山本地文化。在这些文人的鼓动下，很多工人、农民、市民都见不惯这幢西式建筑。于是，嘉定教案爆发了，首先针对的就是天主教的公信堂。
老百姓打了教堂，县政府捡摊子，据民国《乐山县志》记载：“光绪乙末年（公元1895年）五月，省城毁教堂事发，嘉城继之，北门外之公信堂被毁。嗣后，政府乃购城内察院街民房以作赔偿”。
这回可翻了一转，原来是县政府不允许城墙内有西式建筑，嘉定教案帮了倒忙，先是省督（省长）、知县（县长），被革职，新上任的省督、知县为了保乌纱帽，尽量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这教会也就不客气了，我原来在城内发展，你们把我请出城去，现在我偏要进城，而且要在闹市区立足。
乐山县政府被迫购买了从察院街中段至庙儿拐一带的民房，作为赔偿嘉定教案对天主教的损失。所谓庙儿拐，指萧公庙侧面的转弯处。
天主教利用县政府的赔地、赔款，修建了诊疗所、小学校。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辛丑条约》签订，又出现了“庚子赔款”。天主教利用“庚子赔款”增修了童贞院、公信堂。
相对宜宾、雅安的公信堂而言，乐山城内新修的教堂要大一些。1929年，天主教新置雅安教区，乐山属之。从雅安来乐山城的人要遇到两个公信堂地名，这便出现了“老经堂”和“新经堂”之分。
“老经堂”指在高北门外紫云街口的曾经被打烂了的教堂，经过维修以后，用来接待外来教徒住宿。
“新经堂”指在察院街到庙儿拐这里新建的建筑。
1935年，雅安教区主教李容兆去世，很长时期这个教区缺主教，教会很多事务没有人管，乐山这边的教徒缺钱，就把“老经堂”的房子隔成很多小间，用来出租，收取租金。实际上“老经堂”沦为了穷人区，几乎是丝厂工人、剧院打杂工、黄包车夫的寄宿地。
“老经堂”作为地名，是乐山城外贫民区的代名词，特指高北门城墙外紫云街口这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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