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了黑竹沟的传说
胡建中
胡建中出生于1937年7月9日。1953年冬天，他从成都八中提前毕业，进入了当时的重庆地质学校学习。两年后胡建中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当时四川省唯一的西南地质局中苏技术合作大渡河综合地质队。在队中，胡建中工作积极，苏联专家塔拉洛夫对他的野外工作很满意，就给他取了“沙利文”的绰号。沙利文是一种进口的冲击型钻机，苏联专家用此表扬胡建中勇敢、有冲劲。
此后，胡建中先后调到乐山、自贡地质队。在自贡时，他参与发现了我国最大的岩盐矿产地威西盐矿，解决了当时自贡井盐枯竭的难题。这一发现也被评为当年四川省的重大贡献奖。
后来，胡建中调到西昌，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他于1994年提前退休，现居成都。
今年国庆节后，一则“五名驴友相约前往黑竹沟景区探险走散，两名驴友成功脱险，三名驴友下落不明”的新闻惊动全国，随后的搜救中，三名失踪驴友有两名的遗体被找到，危险、神秘的黑竹沟让人望而生畏。
有关黑竹沟的各种传言、传说已经流传多时，比如有传上世纪50年代曾有勘测队进入黑竹沟后就再也没出来过。不久前，大周末个人史记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是一位当年的地质队员的来信，其中提到，他们曾到黑竹沟普查铅锌矿，因为危险，带路的当地人半路回去，而他们历经各种险情后没有原路返回，因而被认为是从黑竹沟失踪了。
其实，胡建中这样的地质队员，在当年没有什么专业的户外装备，远离亲人，常年深入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冰天雪地，与矿石、岩石打交道，面对毒蛇、猛兽、山洪、泥石流、雪崩，甚至连最能吃苦的当地农民都不愿跟他们上山。
今天，户外成为一个热门，不妨让我们跟着胡建中，去看看当年的户外是怎样的经历。
地质小兵 命悬一线
1955年，我从重庆地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大渡河地质队，从事地质找矿工作。那时国家急需矿产资源，所以我的中专只读了两年。毕业时，我才刚满17岁。
我初中毕业于成都八中，当时各个中专就到学校招人了：有“机要学校”，培养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但我不是团员，没有资格；有“炮校”（南京炮兵学院），但家里怕我会上战场，不让我去报名；最后来了个重庆地质学校，家里才放心让我去。
毕业时，我自己提出要去野外。当时年轻，满腔热情，心里只想着要为国家找矿做贡献。
没想到，第一次到野外就差点没命。当时我去攀枝花铁矿区实习。上面安排我去给地质点插小红旗。我穿着发给实习生的解放胶鞋就上山去了。这是第一次遇到那样又陡又滑的大山，山坡铺满岩石风化的沙粒，我小心翼翼往上爬，忽然脚下不听使唤，就滑倒了，整个身子往山坡下滑。山坡下就是200多米高的悬崖，摔下去必死无疑。
其他人看到了，连忙喊：“抓住！抓住！”可我哪里抓得到东西———山坡上寸草不生，根本没东西可抓。我只能紧紧抱住那捆地质旗，心中想到：我还不到18岁啊！
滑到悬崖边，奇迹发生了。悬崖边有一大块树根，刚好把地质旗的竹竿卡住，我便停止了下滑。其他人就赶紧跑过来，丢下绳子，我便拉着绳子爬上了斜坡，这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想起来，仍是后怕。
寻宝奇兵 步步惊心
结束实习期后，解放鞋换成了皮靴，下面是轮胎底，不打滑了。一年发一双，大家都是一年四季都穿着。夏天穿着不怕热？在深山里走着其实不热。山里雨水多，这鞋不怕水，也不怕毒蛇和蚂蟥。那种爬在树上的旱蚂蟥你见过没有？人一来了，这蚂蟥就砰地一弹，弹你身上吸血，马上就是红通通的一坨，拔不掉，只能用烟熏。
还有草蚤，跟臭虫一样大，咬到了肉就不松口，把身子拔下来，牙还在肉里。我们穿深山老林，一定要用厚帆布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的。
在深山中，总有不可预知的危险。有天早上出去，露水太大，我就走在前面用竹竿打露水，以免它打湿衣裤。忽然一个东西刷的一声从我胸前飞过，打在一边的岩石上一个碗大的窟窿。我找来一看，原来是当地人用来打熊的毒镖，差点把我打中。
还有次我赶夜路，一个人在竹林中走，突然发现后面有个背着步枪的人，我以为是山区里的残匪，就爬到一棵树上，将手枪上膛，等着，但那个人也停下来不动，对峙了一会，我就用简单的当地话问他，这是干吗呢？原来，他是当地的民兵，怀疑我是空降下来的特务。
悬崖过夜 绳子保命
在山里找矿，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当时的山里没有公路，也就没有车，行李铺盖和工具都要人来背。不过我们有专门的工人做这些。说是工人，就是单位里请的农民工。他们要背行李铺盖，还要在我们找到的矿点刻槽，做一些力气活。我们技术人员就拿着三件套———罗盘、放大镜、钉锤，寻找矿脉，确定矿点，绘图记录。
有时林子太密，就带不了大帐篷。所以我们出去，一般都带比较小巧的白布帐篷，有时干脆不带，反正装矿石的油布可以拿来用，找个树枝搭起来，下面垫上油毛毡，几个人挤一挤，就可以睡觉了。
有次，我们组在峨边县普查，确定一处矿点以后，工人就开始干活了。我就领着另外一个工人，到周边查看。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山里雾气笼罩，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
这是在悬崖边，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我们进退不能，只好用饭盒随便煮了点随身带着的米，吃了饭，想睡觉了。但怎么睡？翻个身就掉下悬崖了。我们只好在悬崖边上的树旁边坐下来，用绳子把身子拴在树上，就这么坐着在悬崖边睡了一晚上。
黑竹沟遇险
当年为了工作，也真是拼了。我们出去找矿，同时还要画路线地质图。为完成工作量，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区域，所以我们一般就不愿意走回头路。1959年4月29日，我们组一共7个人到黑竹沟普查铅锌矿，我们从热水乡进入，计划从共安乡出去。我们当时请到一位当地人来带路，结果走到下午三点发现路走错了，这时天开始下雨了，黑竹沟一带遇到下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地人不肯再带路了，就回去了。
我是组长，如果走回头路，就无法完成路线地质图的工作量，于是我决定带领小组自己选路出发。由于下雨，路滑又起雾，我们继续往前走，当晚找了个岩洞，相互靠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还是下雨，我们从山脊下到小河沟，结果没发现有岩洞可以住，只好用油布搭帐篷，可油布被矿石弄破了，雨漏得厉害，我们生的火灭了，身上也湿透了。那时虽然是5月了，但山里还有雪，冷得很。我们只能想办法生火，但火就是点不燃。雨越下越大，河沟里涨起了水，我心想这下全完蛋了，就喊大家把香肠都吃了吧，要死也要当饱死鬼。可是，刚吃完香肠，雨又停了。
第三天早上雨又在下，我们就赶紧往山上爬，但两面都是陡崖绝壁爬不上去，我们只能沿着河沟走。雨大雾大，我们一天只走了一千米。这时粮食差不多快吃完了，我便让大家去找野菜来吃。
到5月5日，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为了过河爬上山脊，我们组里最小的工人刘安福在砍树枝为大家搭桥过河时，不慎掉入汹涌的河水中，幸好又被树枝挡住，捡回一条命。我们这时候是又冷、又饿，浑身湿透，就靠着大树过了一夜。
5月6日，黑竹沟的天终于放晴了，我们也穿出了这一大片原始森林，几天来第一次看到了人家。但这家人也很穷，只有生虫的陈年黄豆，但我们都是饿极了的，虽然味道很苦，但还是勉强咽下去。这时看看我们身上，大家全是刺伤，蚂蟥咬的伤口还在流黄水，蚊子叮的头、手部位到处是红点，由于后来再没有返回热水乡。所以热水乡那边的人，还以为我们这个勘测队在黑竹沟里面失踪了。后来，这就成了当地神奇的传说之一。
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都记不清了。几年前我去看望大渡河队上的老同事。老同事问：“你记得不，你差点遭雪弄死？”
这么说，我才想起。那还是1956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那年10月，在宝兴县，每天都在下雪，但为了在大雪封山之前完成野外地质工作，我每天坚持出去。有一天却不小心陷到雪坑里，人差点被雪给埋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拼命刨着雪，最后爬了上来。现在想起来，多亏当年身体好。
朝自己开枪
刚参加工作时，我们的地质队驻扎在康定，那里是高原，环境艰苦，补贴也要高一些。我当时一个月能拿100多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米，几分钱一斤，肉是几毛钱一斤。
头一个月，我寄了100元回家。我妈拿到钱还不敢接，以为是寄错了。邮递员劝了又劝，“这的确是你儿子寄给你的钱。”她才敢收。
不过，随着地质队调到雅安，我的工资也就降到了60多元。不过我们的工资到手也用不出去———一年到头都在野外，没法去电影院，也找不到餐馆打牙祭。闲了只能去看看老报纸，吹吹笛子和口琴，连收音机都是1960年代以后才有的。有时听见乡里要放坝坝电影，我们哪怕走十几里山路，也要去看。
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也没这力气了，不吹笛子和口琴了。本来我们一个月有45斤粮食，这时就被减为35斤，实际发下来的只有33斤。肉和油本来是随便吃，改成了每个月半斤肉、三两油。
以前是吃不完，现在是不够吃。我们每天跋山涉水，体力消耗特别大。我们组一个大个子，吃了早饭出门，不到十点又饿了，就把带的午饭吃了。但到了下午一两点，又饿得爬不动。我个子小，但我是组长，事情多，也饿，脚都肿了。我们只好拿工资去买南瓜、红苕叶来吃，有时甚至要拿地质锤去刨红苕根吃。
那时，找矿也要搞大跃进。我不肯说假话，夸大矿产储量，就没完成找矿的工作量，因此受到处分。紧接着分配工作区域，我们组又被分到了峨边县和马边县交界的区域，这里属于两不管，没什么人烟，条件最艰苦，我们组也不像其他组有专人负责供应粮食。
我就想不通了，我全心全意去找矿，却落得如此下场，觉得特别苦闷。一天清晨，大家还在帐篷里睡觉，我爬起来，用手枪对准左膝盖开了一枪，枪声惊醒了其他人。大家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是擦枪走火，打伤了膝盖。
我原本的计划是，打伤膝盖，便成了伤残，就不用去野外了。但哪想到，我的膝盖上只有个红疤。，因为地上没有子弹，大家以为是子弹还在腿里，就送我去医院。后来才发现，弹头在我的鞋子里。原来这颗子弹里面的弹药已经失效了，所以弹头在膝盖上轻轻撞了一下，就落到了鞋子里。别人说，你真是命大！要不是子弹失效，你的左腿就报废了。
我不好说什么，只有继续在野外干下去。我们带枪，是因为野外危险能保护自己，但这件事之后，大队把我的枪也收走了。
（采访整理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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