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村 陕西第二大“山东村”
作者绘制的1949年刚解放时刘家村平面图
□张文才
在陕西有许多的“山东村”，最知名的是阎良的谭家村。我的老家阎良关山镇的刘家村，也是“山东村”，人口仅次于谭家村，是陕西第二大的“山东村”，村上绝大多数人家的祖籍在山东省高密县（现为市）。我这些年对村史很感兴趣，虽然现居西安，离开家乡几十年，但对刘家村的历史、变迁，可能比很多村中人更了解。
建村能人刘殿英
刘家村在阎良区关山镇最南端，石川河的东岸。于清朝光绪年间建村（当时属于临潼，1978年划归阎良），发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村有刘、张、宋、郭等24姓，118户，人口约五六百，现在已有1800多人。
我们村之所以叫刘家村，是由于一位叫刘殿英的人先来此安家，村子就以其姓命名。
在刘殿英来陕西之前，三原、阎良、富平等地已有一些山东村。这些山东村的建立，与光绪年间一位山东籍县令焦云龙有关。焦云龙是山东省长山县人（现为邹平县），他年轻时，推车来陕西贩盐，在临潼北行者村遇河水无桥受阻，他向路人诉说这里县令失职，但被人耻笑。他后来发奋读书，考举人、中进士，光绪四年（1878年），35岁的焦云龙来陕西三原当县令。此时，正是关中战乱旱灾之后，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于是，他给山东老家写信，动员家乡人来陕种地，这样就不断有山东人来陕西。他后又调任临潼、长安、富平、咸宁、商州等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来临潼任职，他带领群众修水利，建书院。一年夏季，他到关山二衙门理事，安排衙役征粮。相桥北一村有位叫安喜的村民无粮可交，问其有多少地，他说有三百亩，又问都种了什么，他说“百亩狼尾百亩蒿，还有百亩老爷刀（一种野草）。”意思是土地基本都是荒地。焦云龙知道后，感到此地人少地多无人耕种，继续动员山东人来陕。
焦云龙在临潼任职期间，山东省高密县小官庄人刘殿英，听说有家乡人在临潼当官，山东已有很多人去了关中，于是他就来到相桥、武屯一带，找山东老乡帮忙，寻找地方安家。最终他在粟邑庙东南二里处，沿着去渭南的官府大道南边落脚。这里土地平坦肥沃，周围村庄较远，交通较方便，刘殿英在此盖了草房。此地向西北一里原有一村，叫安堰城，战乱时，村民遇害或逃跑，村子被烧毁。刘殿英安家后，就写信捎话，叫老家人来陕，不几年就来了十几户。刘殿英有山东大汉的身材，大眼睛，聪明伶俐，和早来的山东人热情交往，与当地人搞好关系。他经常劝告村里人讲道德，守信誉，和睦相处。由于他为人仁义，处事公道，受到山东人和当地人的信任好评，被尊称为“刘客头”。
刘殿英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病逝。 出殡时，全村男女老少为其送葬。
长途跋涉来关中
山东高密县距刘家村这一带大约2500里，我们的先辈在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兵荒马乱的年代，徒步来陕，受了很多苦。
据村里老年人讲，当时全村24姓中，仅有一户是吆着大车，拉着家眷铺盖，带有银两来的。其他户都是担着担子，或推着小车，徒步跋涉。他们来陕走的路线是：潍坊，青州府，济南府，曹州府，开封府，郑州府，经洛阳到潼关入陕，到渭南后向西北，从沙王渡口过渭河，到田市街，再走15里到刘家村。他们当时都走官府大道，因沿道村庄多，又有驿站，要饭讨水、晚上睡觉好找地方。走时大都选择在春天，雨水少，路好走，并且来后正值关中夏收，好解决粮食问题。一路走来大约需要一两个月。在路上，男人还好说，小脚女人和孩子实在受苦受累，有的刚放了脚的女孩累得直哭，沿途要饭要水都是女人和孩子。来到刘家村后，他们一般都是先住在亲戚朋友家，然后再买庄基和地，打地屋子或盖草房。无钱买地的就在邻村打零工、扛长工。村上来得早的郭家，其先辈是敲的小铜锣、打着小腰鼓，一路讨要来的，家人将这两样家具，保存了几十年，并以此给儿孙讲逃荒来陕的艰辛。
听我母亲说，我们张家是分三批从山东高密来陕的。大祖父一人先来，置买了地，盖了草房；随后，曾祖父留下我祖父一家，领着三、四祖父和两个老姑来陕；1919年春天，我祖父担着担子，一头是铺盖，一头是一竹篓虾酱，祖母领着10岁的父亲和8岁的姑姑，踏上了来陕的路程。一路上，如遇街镇过会，祖父可在会上卖虾酱挣些路费。晚上就躺在人家的屋檐下，或找麦草垛睡觉。他们走了五十多天才到了陕西。
修筑城墙保安宁
村子建立后，住户不断增加，人口越来越多，村上的安全成了问题，那个年代土匪多，抢劫严重，大家商议要修城墙。
意见统一后，刘殿英亲自吆着牲口，拉着犁划线，考虑到后边还要来人，城墙围得大一些，城内有好多空院子。在打城墙时，我家故居对门宋家添了男孩，因村子打城墙，父母便给孩子起小名“城”，长大后，起学名宋永富。他与我父亲同岁，属鸡，经查对，我们村子的城墙是1909年春天开始打的。打墙时，三合村、谭家村等山东老乡还来帮忙。经过多日的夯打，周长约三里的城墙打成了。城高约六米，四米处有二台，人来回可跑动，四米以上外墙设有瞭望孔，枪支可伸出去，墙底宽约三米，外城壕约五米宽，一米多深。同时，在村中央，刘殿英的南院子北边，建了一座瞭望楼，楼高十多米，上边是平台，放有两杆2米多长的火药枪，装上火药和铁粒，能打数百米远。东西南三处城门，由各户轮流看管，按时开关，还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听村民宋连孝讲，一年春天，渭南一带的土匪来惹事，村长知道后，就叫守城人关紧城门，并敲响铜锣，要求村民防备。好多村民拿家伙上了城墙，瞭望楼上火枪发挥了威力，放了两枪，土匪便跑了。城墙打好后，村上又在村东头盖了学校，南邻山东庄宽容村也出了钱。学校成立了理事会，理事们定期开会商议有关事宜。村里雇请先生给两个村子的孩子教书。解放后，有的邻墙住户还在城壕里栽了芦苇，长势茂盛。
1958年大跃进时，城墙被当成农家肥，挖倒上了地。从此城墙消失了。
不忘祖籍血脉情
从山东来到陕西后，山东人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辈次称呼，饮食操作，动植物叫法等至今不变。如叫刺棘为体体茅，蒲公英为婆婆丁，麻雀为老家臣子，鸭子为扁嘴，烙盒子为烙哈饼，包饺子为包姑抓等。在男女婚姻大事上，也多是山东人之间结亲。在陕西呆久了，村人基本都会说陕西话，出门赶集，与当地人说陕西话，回过头来又说山东话。我们在外几十年说陕西话，在家一直说山东话。
从离开故土来到陕西，各家先辈们及其后代，并没有忘记山东老家的族人，多数家庭都与祖籍有书信来往，有的人曾回山东，也有老家人来到陕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信息灵通，交通方便，有的打电话，有的用电脑视频，有青年人回山东打工，便去祖籍看望族人。我儿时的好伙伴芦建政，曾多次回山东老家探望。去年他回山东时，到济南市长清区一芦氏家族村，参加了来自七个国家120多人的聚会和芦氏祠堂揭幕仪式。
从第一代先辈来陕至今，已是百年有余，大多家庭已育至六代。我们已融入陕西这片土地，这里已经成为我们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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