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痛斥烟害第一人—徐法绩姚伟春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鸦片输入我国以后，很快就在我国泛滥成灾。陕西内地虽远离东南沿海及京城，但也难免深受其害，地处关中平原的泾阳县受此灾害尤为严重。由于泾阳地理条件好，一直盛产粮食和棉花，属富庶之地，加上交通便利，自明朝以后，经贸尤为发达，特别是逐年形成的“烟（水烟）、茶、皮、棉”四大宗贸易，更为繁盛。市集整日客商云集，西进东出，南来北往的货物占有较大的市场。由于鸦片的输入，官僚与民众吸食成瘾，市场的需求及鸦片销售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导致鸦片买卖愈演愈烈。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泾阳县西关烟市，“每至夜晚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者。”就连毗邻的三原县“城里人吸食的十占其七，乡里吸食的十占其三。”市场货物供不应求，在利益的驱使下老百姓开始在田地里种植罂粟（鸦片），以求获取更大的利益。据泾阳县志载，道光十年（1830年）泾阳县就开始种植罂粟（鸦片），后种植面积日益扩大。“罂粟之种前年岁尚少，即有种者每村不过二三家，十数亩而已。近年新种之地动辄数十亩，且有过数顷者”（见《泾献文存》）。道光十二年（1832年），查出本县客民孟武坤收买烟贩何六鸦片案件，被列为全国要案。
鸦片的输入和泛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破坏了经济发展，败坏社会风尚，摧残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在金融领域造成的恶果是银价上涨，钱价下跌。当时整个陕西地区也是如此。按清制银钱比价，库平纹银一两当制钱一千文，而在1831年以后，陕西地区一两银涨到一千三四百文，后几年又涨到一千六百数十文。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人民出售农副产品或手工业产品所得为制钱，而缴纳赋税时则必折银，造成负担增加一倍左右，劳动人民苦不堪言。
对鸦片毒害的根源和日益泛滥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的泾阳籍人徐法绩，他在诗赋对此作了这样的描述：“黑烟争说闹排场，到处开灯劝客尝。不是长官先过瘾，民间敢有许多枪？”诗句中的枪是指吸食鸦片的烟杆。他洞察精锐，一针见血地指出烟毒泛滥的要害。鸦片买卖，使我国白银外流，使政府国库空虚，劳动人民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对鸦片的种种弊端和危害，他又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奏请严旨饬禁内地种造鸦片及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以杜浇风折”。奏折中沉痛陈述，鸦片输入和泛滥使“嘉谷变为毒草，富厚变为贫困，少壮变为老弱……”（以上两条见《徐太常公遗集》）。
徐法绩（1790-1837年），字定夫，号颐庵，清代西安府泾阳县（今泾阳县中张乡土门徐村）人，年少勤奋好学，怀有大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乡试中举，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二甲20名次中进士，录取排名较前，时年仅27岁，不可不谓俊杰之才。他先后授予编修、迁都察院监察御史、调给事中，后又调任太常寺少卿。任职期间，经推荐，曾赴河东（山东、河南）搞治河工程，亲自查询河域水文利弊情形，并提出治河设想。著《东河要略》一卷，为治理黄河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任内干练，作风扎实，一丝不苟，他人生最辉煌的亮点是曾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主持湖南乡试（考举人），一人负责校阅全部试卷，复查房考官遗漏而未及时推荐给他的试卷，从遗卷中挑选了6人，其中就有后成为大学士的左宗棠。他独具慧眼识英才，使遗珠复光，被世代传为佳话。
他对鸦片祸害陕西乃至全国的见解和在同一时期南方的林则徐全力禁烟、焚烟是一致的，从这一举措中可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捍卫国家尊严、抗拒外敌侵扰与掠夺所具有的责任和担当。尽管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禁烟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在认识烟害并给予坚决禁绝这一点来说，徐法绩无疑是陕西知识分子发出振聋发聩的先声。（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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