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老师孙宏伟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老师，在众多的师长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当属童年小学时的杨英老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一家随在省政府工作的父亲被下放至乾县北部山区注泔公社北羊牧生产队——一个座落在泔河沟边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父亲随社员下地劳动，母亲为队上的磨坊管理账务，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小学位于饲养室窑洞前的场院里。全校共一间教室，一位教员，四个年级，二十三名学生，属初小建制。杨英老师兼校长、教务主任、代课老师于一身。每当上课，各年级学生轮流手捧书本站在讲台前听老师授课，其他同学则在下边自习写作业。杨老师一口气为四个年级分别授课，语文、算数交替进行，颇为辛苦。
那时，我就读小学二年级。因为同处一室，得以旁听高年级课程，一年下来，竟成全了我直接跳级进入四年级的“壮举”。在杨老师的精心培养下，我还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当了副排长。
杨英老师四十开外，花白头发，相貌清俊，性情温和，对学生充满热情，富于耐心，且写得一手好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给我大字本上写的影格“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听说只是因为出身不好，才被分配到离家几十里的山村任教。
动荡岁月，物资奇缺。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杨老师就自己动手，以毛主席语录和阶级斗争材料为主，夹杂一些农事谚语，自编讲义。学生们则将捡来的废烟盒拆开、压平，钉成小本抄写课文。毛笔自然是买来的，但墨汁却是用铁锅底上的烟灰调制的。大字本先写大字，大字缝隙写小字。正面用完，背面再做草稿。练习本则是学生在操场的空地上各自划出一块区域，用瓦渣或树枝写生字、做习题。完成作业后，杨老师背着手逐个检查，像威武的将军检阅他的部队。验收合格，便用鞋底蹭掉，以供后面同学继续使用。我因为是“干部”子弟、城里娃，有废旧电池中的碳棒做笔用，惹得大家羡慕不已，常以此换得一些红薯、酸枣、山杏等零食，并由此成为“富有”的孩子王。
在我们眼里，杨老师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有一样——不会唱歌。于是，我便义务承担起音乐老师的职责，把我会唱的所有歌曲一一教给大家。从此，这个封闭的小山村，第一次有了嘹亮的歌声。
杨英老师属民办教员，只挣工分，不拿工资，每月仅有六元钱的生活补贴。教室旁的小茅屋里，一只方凳，一张木桌，还有一张土炕，便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每日两餐由学生家长轮流管待，外加一壶热水。这种形式被老乡们戏称为“狼吃娃”。于是，每天早晚放学，都有一名学生怀抱竹篦暖瓶，得意洋洋地引领老师回家吃饭。那时，乡亲们尽管贫寒，但都倾其所有，千方百计为老师做顿杂面糊糊煮红薯、凉拌野菜、窝窝头之类的“好饭”，以示敬仰。
在北羊牧村的几年间，我们一家同那里的山民一道，住窑洞、睡马槽、饮窖水、食野菜，尽管生活极其艰难，年幼的我却不仅不知愁苦，还因为有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和心爱的小学校，便觉心满意足，幸福无比。放学后，跟着一群小伙伴上树掏鸟蛋，下河摸小鱼，崖背上摘酸枣，田埂下灌黄鼠，乐得欢天喜地。真应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名句。
说来奇怪，从小到大，我遇到过许多可亲可敬，博古通今的好老师，但唯有逆境中苦苦挣扎，位卑言微的杨英老师让我耿耿于怀，念念不忘。（C）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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